[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528(2012)05-0036-007 今年是邓小平的重要论著《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以下简称“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新阶段，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的伟大号召和战略部署的新形势下，认真学习和深入研究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理论教育的重要思想，对于深化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改革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 一、加强思想理论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文献。“南方谈话”的重要意义在于，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他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作成绩和历史经验作了进一步的科学总结，对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和认识是非问题作出了深刻揭示和澄清，对当时及今后较长时期党在工作上的指导方针和方向作出了明确的指示和阐发。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最为关注的是两个问题：一是我们党自身的建设问题。他强调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认识和处理一切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1](P380)]二是对全党、特别是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他强调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1](P380)]为此，他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的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1](P381)]这里，邓小平把加强对全党、特别是对青年的思想理论教育作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与命运的战略问题加以考察和强调，这个思想是值得我们深刻领会并加以认真贯彻的。 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要高度重视对全党、特别是对青年进行思想理论教育的重要思想，既是我们党历来一贯重视思想理论教育优良传统的当今表现，也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和现实针对性，是对改革开放十多年来一直严重地忽视思想理论教育这一“最大失误”历史经验的有力回应。众所周知，邓小平历来十分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值得深思和给人们深刻启示的是，他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最善于从政治高度和思想理论教育的角度去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我们看到，他在谈到1986年和1987年大学生闹事问题时深刻指出，“学生们闹一下的好处，是提醒我们好好总结这几年的发展经验，使我们更清楚了问题在哪里。几年来我们制定的方针政策是成功的，但是在发展中也带来一些消极因素。只有消除消极因素，才能更好地实现发展。消极因素主要表现在理论、思想、文化领域。”[[1](P205)]他在思考和总结十年改革开放历史经验时，把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抓得不够”视为“最大的失误”。比如，他在1986年总结学生闹事的历史经验时，就强调指出，从工作角度上讲，学生闹事的深刻根源是个领导问题和教育问题，“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1](P194)]1987年他在总结学生闹事的历史经验时进一步指出，“问题在于我们思想战线上出现了一些混乱，对青年学生引导不力。这是一个重大失误。我们要改变这种引导不力的软弱状态，要用我们自己的历史来教育青年，也要揭露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因为他们这次的口号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1](P198)]我们更看到，他在1989年，在同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中，在同外宾的谈话中，在著名的“六九讲话”中，以及在同著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的谈话中，四次提到“最大的失误”问题，强调指出改革开放十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存在着对青年学生引导不力的软弱状态，存在着一手软、一手硬的状况，所以要加强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是中国从几十年的建设中得出的经验”，[[1](P290)]更是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也正因如此，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把对青年的思想理论教育同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突出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的思想，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在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提出的要重视对青年进行思想理论教育的重要论述时，关于邓小平在这同一谈话中提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论述，以及与此相关的邓小平关于反倾向斗争的思想，值得深入领会和全面把握。有的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左”倾相混同，用邓小平“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论点，去否定和诋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的人则对这一论断加以误读和误导，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左”倾始终是主要危险，只能反“左”，不能反右。这些看法或论点，是值得研究和警惕的。对此，我有如下几点看法：其一，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论点，并不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时期所作的有特定意义的一般性论断，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科学内涵，对党的工作有重要指导意义。大家知道，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关于《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的谈话中就明确指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和实际工作中，“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1](P229)]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进一步深入地阐述了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重要思想。指出，邓小平提出“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的重要论点，其目的是使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深刻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密切结合当前实际，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正因如此，我们高校的思想理论教育工作者，在强调加强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问题时，不能忽视对“左”倾错误的分析与批判；在对社会思潮的研究和批判中，亦须对“左”的社会思潮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加以澄清、分析和批判。其二，在反倾向斗争中，对究竟哪一种倾向是主要倾向问题要作具体分析，切莫把“南方谈话”中提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命题绝对化，说成是一个普遍命题。我们看到，在邓小平的论著中，他在谈到反倾向斗争问题时，既有“左”倾是主要危险的论述，也有右倾是主要危险的论述，更多的论述是强调从实际出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我们还看到，在邓小平的论述中，他常常强调指出，在党领导的实际工作中，既有“左”的干扰，又有右倾的干扰，而对“左”与右两种错误倾向都必须加以警惕和反对。在打倒“四人帮”之后的改革开放初期，在全党集中精力开展拨乱反正、批判“两个凡是”和“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时，邓小平及时地提出了坚持四项原则问题，并领导全党制定和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必须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政治结论。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中期，他在强调解放思想、大胆试和大胆闯的同时，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三个有利于”标准，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指导方针，并强调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1](P181)]在上世纪末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在强调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加强对青年进行思想理论教育的同时，也提出了“警惕右、主要是防‘左’”的重要思想。由此看来，那种把反“左”与反右割裂开来，把邓小平提出的“主要是防止‘左’”的论点绝对化，并以此为依据去掩盖右或抵制反右，是与邓小平的反倾向斗争的思想相背离的。其三，就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理论教育工作的历史经验而言，当然也有一个“左”和右的倾向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总结。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在青年教育问题上，对青年学生影响较大的乃是右的东西。1987年4月，邓小平在关于反倾向斗争的谈话中强调指出，“对青年人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特别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1](P229)]1989年3月至9月，邓小平在总结十年改革开放历史经验时，多次明确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对年轻娃娃、青年学生教育不够”，“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邓小平之所以反复强调在青年教育问题上要特别注意右的思潮影响，是因为在国际环境上“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1](P380)]而青年人又对中国历史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问题缺乏深入了解，因此，必须加强对广大青年进行思想理论教育。其四，反倾向斗争属于严肃的政治斗争，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现实针对性，需加以科学把握和慎重处理。党的十四大报告强调指出，“对思想认识问题和实际工作中的不同意见以至偏差，要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不要随意说成是政治倾向上的‘左’或右。”[[2](P166)]这个思想是十分重要的，在实际生活中要防止对“左”倾和右倾、“左”派和右派这些政治概念的滥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