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12)01-0108-04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旨在培育个体良好思想政治素质的活动，建构在“现实的个人”基础之上并由社会所主导，其有效性受制于诸多内外因素，其中个性化培育日益成为重要的价值诉求及对教育本质的叩问。正如胡锦涛指出，思想政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既要坚持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鞭策人，又要做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十七大报告也强调：“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这不仅表达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新变化，也表明党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越来越强调对个体的关注。这种关注，正是建立在思想政治教育趋向重视个性化培育的基础上。因此，如何引导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个性化培育，成为当前亟须深化明晰和探究分析的重要问题。 一、准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培育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界定 个性问题是众多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的学科对于人的个性有着不同的规定，因而表述也不尽相同。社会学理论认为，个性即个体心理特质和行为特征的总和。伦理学大多从道德视野出发，把个性一般定义为“具体个人人格的道德性规定，是个人的脾气、习性与后天道德实践活动形成的道德品质和情操的统一”[1]286；而人们口头上所讲的个性，则更多的是从心理学角度，侧重于个体的心理差异方面，把个别的心理特征理解为个性。然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属的独立学科，对于个性内涵的理解有其深厚的人学思想基础。概言之，就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而言，人的个性范畴主要包括两种相关的本质规定性：即人的个性是个人较为稳定的个体主体性与个体差异性的统一。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开展个性化培育必须把握的精神主旨。 首先，个性是个人的主体性，或者说是人的主体性的个体表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写道：“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2]96这里，马克思立足于人的生命活动性质，从人与动物相区别的角度，把“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即劳动及其产品视为人的主体性、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同时也把劳动及其产品理解为人的个性的对象化。并指出，“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从而也就肯定了我的个性特点”[2]38。他认为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这说明：其一，人的劳动与动物的生产不同，“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2]97。所以，人的个性不仅是劳动即实践这一类本质的具体体现，而且是每个人必然追求和实现的主体性，否则人就谈不上拥有什么劳动的乐趣和具有什么个性。其二，正因为人的实践活动具备双重尺度，所以人把自己当成“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一方面通过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不断再生产出自然和自身，从而生活于一个属人的世界当中；另一方面则通过这种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使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因而，人的个性即个体主体性是指与社会性相对而言的个体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等，与人的依附性、被限定性和被奴役性等相对立。 其次，个性又是指个人的内在本质及外部存在方面的特异性，它包括个人的唯一性、不可替代性和独特性等内容。马克思把人的需要和人的独特个性都归结为人的本质内容之一。并强调，“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3]514。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有许多需要，正因为如此，个人被赋予了一定的职责或义务，使之成为了与他人不同的现实的独特个人，而这种使个人同他人相区别、并使个人成为有个性的现实个人之根据，或个人的本质，就是每个人的独特个性。可见，人的差异性是人的个性的内在本质规定之一。但是，必须反对那种把人的共性和个性割裂开来，一味追求个人的独一无二性及所谓的个性解放，而忽视乃至抹杀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性。 总之，按照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规定，人的个性是个人较为稳定的主体性和差异性的统一，是个体主体性水平的全面提高，以及个体差异性的增加和丰富的有机协调。可见，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培育既是指使一种事物符合个体积极的自然和精神需要、合理满足个体的正当社会诉求的实践努力及其过程，也是指使以人为本或个体主体性体现为某种行动的努力及其过程。因此，它本身既凸显了以人为本的实践意识和行动自觉性，也是以人为本理念在个人工作和生活中的现实表达和感性化体现。 二、社会转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培育与传统教育观的束缚 以观念形态为表现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即思想政治教育观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应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不仅为教育活动的开展确立了基本的方向，决定着培养对象的基本价值取向，而且对实际运作中的目标制定提供了批判的根据。然而，从我国长期的、主流的对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价值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在大量的理论著作中一定程度地关注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培育价值，但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以往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认识的局限，思想政治教育还是较多地倾向于其社会效益。一般认为，“社会价值高于个人价值，个人的存在与发展依赖并从属于社会，评价教育的价值只能以其对社会的效益来衡量。”[4]102换言之，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一直以来秉承“社会本位”的传统教育观。 具体地说，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因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与人的发展理论是形成并确立教育观的一个重要依据。但是，我们在过去的研究中较为注重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结构、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动力等问题的论述，而关注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个性思想不够。因此，从人的全面发展即如何充分发挥与弘扬个体主体性的视野探讨社会主义发展的命题，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有所忽略。同时，产生并成熟于革命战争年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由于长期担负着“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进行教育”的重要使命，加之受到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图谋的侵扰，以及受中国传统文化重整体而轻个体观念的影响，“社会本位”的传统教育观自其产生伊始就延续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