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年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不断与中国的民族文化、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程，它走过了一段艰难而曲折的道路，并在试错的探索中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具体而言，新中国高校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国化以改革开放为界限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在“革命人生观”价值导向下的民族化探索时期，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走向了“异化”，改革开放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的指引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全面恢复与科学探索的时期，新世纪以来渐渐在公民教育和“以人为本”等问题上达成共识，并渐趋理论化、成熟化。 一、建国初期“革命人生观”价值导向下的民族化探索与“异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领域首先面临的是一个“破旧立新”的历史文化命题。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① 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在其《新民主主义论》中曾有如下阐释：“中国的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的形式。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穷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② 显然，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方针的基础是民族的形式，即中国文化自己的形式，科学的、民主的文化都应是新的民族的文化。据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成了新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之一翼：一方面，我们强调学习苏联经验，用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大学生，另一方面，我们学习苏联模式，建立了一个完备的“以党的内设机构、外围机构和科学研究、教育教学组织体系为主要渠道”③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网络。不过，可以看到，这种在国家层面上通过国家的强制力量从意识形态到制度、组织、理论、教材、方法等系统全面移植、“全盘苏化”的学习苏联运动仍然面临着文化选择与文化冲突的问题。例如，尽管苏联的共产主义教育极为注重党性原则，但通过全面的教学的教育性来达到共产主义教育的最终目的这一主旨却非常清晰，他们对共产主义教育体系下思想教育、政治教育、价值观教育以及劳动教育等各育之间的划分相对清晰，他们对专家、学者和学生个体的尊重也贯穿始终，而我们在学习苏联共产主义教育的过程中更多地还是框架的照搬，在精神实质上则出现了内在的疏离。 与此同时，在学习苏联经验的过程中，新中国的教育非常强调民族的形式，但是民族的文化在新中国当时民族—国家确立的主权导向影响之下，更为强调“破旧立新”，即其革命的特征。共和国成立初期，一方面，人们相信：“革命是激烈的社会改造，与推翻罪恶的旧社会相连的，必然是对一个完美的新社会的向往。”④另一方面，受传统中国文化内在—超越的个体神圣化追求之影响，人们坚信：只要每个个体都不断改造自己，不断追求神圣与完善，那么，一个完美的新社会就一定能够实现。而现实社会层面，革命在宣扬阶级斗争时，也包括了均贫富、分财产、人民民主以及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群众路线，而这一切都与千年来传统中国人的“大同理想”有着天然的情感契合；对于“反革命”和“阶级敌人”的批判，也的确让民众拥有了主人翁的责任感；新中国自上而下的权威政治治理模式也有力地促进了这一人民民主文化模式的推行。这即构成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所推行的“大众的”、“民主的”文化教育方针，奠定了新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培养“革命的人生观”的文化根基。 在此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方针的指导下，在制度组织层面，1949年12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新中国的新教育，必须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对新区学校安顿以后的主要工作，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在教师和青年学生中进行政治与思想教育，其主要目的乃是逐步地建立革命的人生观。”⑤由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自主独立探索的道路上，除继续强调教育与社会实践以及与社会政治形势相联系之外，在高校政治理论课程的开设、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及广泛开展榜样教育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具体尝试。 显然，尽管受着传统文化的深层次的规约，但当时年轻的共和国力图从传统的教育模式中走出来，设计一个本民族的新的学校教育的理想模式，并为此体系的建立做出了一系列的具体安排。然而，由于这些探索都是在“破旧立新”的文化前提之下的探索，因而打上了鲜明的战争时期的革命教化特征，强调肃清一切旧的思想和制度，强调在学术领域确立单一的意识形态评价标准。1958年之后，虽几经纠偏，但在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这一核心思想的指导下，60年代中期以后，在当时对国际国内形势做出大致错误的判断而我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又极不健全的情况下，“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开始渐渐走向“异化”。教育被付之阙如的同时，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也遭受严重的挫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