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4-0122-05 作为批评概念的隐喻与作为修辞概念的隐喻的历史都起源于希腊，成型于亚里士多德。在20世纪后半叶，将隐喻作为人类思维的本质属性这一观念性变革，更新了隐喻研究的内涵、范畴与方法，使这一概念在当代理论中占据重要位置，并进一步促动当代隐喻研究从修辞到认知的转向。在这一转变中，文化人类学将思维与隐喻关联起来的理论探索是其先声，同时也形成了隐喻研究的一条重要理论脉络。从维柯提出隐喻是诗性智慧的组成部分，到列维-斯特劳斯和卡西尔对原始思维和神话思维的界说，再到弗莱将原型作为人类整体文化隐喻，文化人类学理论家始终将隐喻放在人类思维基始之高度来加以研究，不仅为隐喻研究的认知转向奠定了基础，也开启了20世纪隐喻研究最主要的方向，即以隐喻来重构人类思维基点。 在文化人类学学者中，弗莱的理论研究与“隐喻”概念的交汇最为复杂，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他从文学批评角度考察《圣经》，分析其结构、语言与意象中的多重隐喻性，并由此奠定原型批评的理论基石。其次，在弗莱的批评理论建构中，“隐喻”概念有着极为重要的关联性作用；对“隐喻”概念的理解和运用不仅贯穿于他对《圣经》的系统性研究当中，也是联结起神话、原型、象征等概念并构筑起原型批评理论的重要环节。最后，从文学批评理论的角度来看，弗莱对“隐喻”的理解既综合了自希腊以来文论研究中的观点，又体现出他对文化人类学观念与当代隐喻理论的吸纳与整合。他对这一概念的多重理解与运用，承续了文化人类学隐喻研究之理论脉络并将其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在重视探索文化原型的同时强调隐喻的创造性，不仅提供了从文学批评角度进行隐喻研究的范例，同时也以其具有总体性的文化视野为当代隐喻研究展现了一种认知之外的理论维度。 一、弗莱对《圣经》及其隐喻的系统研究 弗莱对“隐喻”概念的关注源于其对《圣经》的研究。他曾经修读神学，担任过加拿大联合教派的牧师，其家庭也有极为浓厚的宗教氛围，这都使得他对《圣经》极为熟稔，但其《圣经》研究却极少从神学角度切入，而是基于文学批评意义上的研究。在《伟大的代码》和《神力的语言》这两部著作中，弗莱悬置了《圣经》作为基督教原典的历史性与真实性等复杂问题，将其作为文学文本加以考察，系统地探讨了作为文本的《圣经》的隐喻性及其语言、意象的隐喻性等问题。 《圣经》的隐喻性首先在于其整体结构，弗莱将之称为一种“双面镜”式的结构。①《圣经》作为文本的隐喻性使之对应了整个西方文学传统，被称为映照西方文学传统的一面镜子；其所构筑的文本世界又与现实世界形成了镜像式的映射，以一种超越形而上学的形式隐喻了人类的全部现实和想象。从总体上看，作为文学文本的《圣经》首先是关于犹太民族历史的神话叙事，同时也是一个由创造性与想象力所构筑的“启示世界”。这个世界既包含了具体的历史，也蕴含了文学想象的成分，弗莱称之为“一个普遍化了的或诗的意义结构”，②并认为其既能够容纳神学意义上的阐释，也应当包含文学乃至于人类学等更为丰富的阐释层面。弗莱由此将《圣经》与神话、隐喻和文学这几个范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如果我们按顺序阅读圣经，圣经就成为一个神话……如果我们把圣经‘冻结’为一个同时存在的整体，它就成了一个单一的、庞大的、复杂的隐喻。”③ 弗莱认为在《圣经》语言中所蕴含的修辞隐喻的背后，是一种思维方式的生产。“《圣经》全书都是用神话和隐喻的语言写成的”，④其中俯拾皆是的修辞隐喻之存在，意味着“隐喻也许并不是圣经语言的一种偶然性的装饰，而是《圣经》语言的一种思想控制模式。”⑤神话和隐喻是《圣经》字面意义的真正基础，字面意义通过代码到达隐喻意义，释经也就意味着对一系列代码的创造与破译。“传统的基督教的许多重要教义只有用隐喻的形式才能合乎语法地表达出来”，也正因此，“当这些教义被一种精神实体之类的观念理性化之后，这种隐喻就译成了转喻语言并得到了‘解释’。”⑥释经在中世纪以后逐渐进入了漫长的转喻时期，历代思想家们在对《圣经》的研究中虽然看到了其与古典神话的对应之处，但为了避免与宗教教义的权威性之间的冲突，而是转用重在描述的阐释形式，对神话的道德性与教诲性阐释遂逐渐被人类学阐释所替代。 在对《圣经》语言与意象的分析上，弗莱深受维柯与卡西尔的影响。他借鉴维柯的理论，将人类语言发展最早的时期称为“隐喻阶段”，并指出《圣经》正是诞生于这一阶段。意义在这一时期只能通过隐喻或诗的方式来表达，所有的抽象意义最初都是具体的隐喻，原初隐喻的某些成分会附着于这些语词，并贯穿其语义发展史。卡西尔所提出的“根隐喻”概念则被弗莱应用于对《圣经》意象的分析上，他认为“根隐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变迁，这种变化既是人类文化发展历程的凝缩，也主导着每个时代的想象模式。在希腊神话中，诸神隐喻了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到了农耕时代，根隐喻则逐渐演变成为“大地母亲”；而在《圣经》中的根隐喻则是“天父”，其重心从生养和哺育转向了创造一个具有等级结构的、工具性的社会，即从“造物”转向“创世”。⑦在《伟大的代码》中，弗莱曾经提出一个原则：“具有完整一体性的隐喻只能给我们以有限的概念，因为它来自人类思维的有限性。如果我们要把我们的想象扩展为真正无限性的，这种想象就成为分散的。”⑧在该书以及《神力的语言》中对于旅程、道路、高山、通天塔等隐喻的具体分析，也正是为了从这一角度来阐明，隐喻的力量并不仅仅在于显示出自然或人类世界秩序的形成，而是在于说明人类思维是如何以这种方式意识到并理解了自然与社会秩序的过程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