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0月，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文学评论杂志社和厦门大学中文系联合召开了“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研究方法论全国学术研讨会”，就文学的新理性精神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现在将有关代表性观点整理成文发表，以进一步推动这个问题的讨论。 新理性精神是钱中文先生倡导的新的文化和文学观念。新理性精神的命题和思想之所以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关注，首先在于它切中了困扰着当代中国人、也困扰着文学界的中心问题，这就是以什么心态面对现代性和以什么精神面貌走向现代社会的问题。中国社会正在不可逆转地走向现代性，而现代性的核心是理性精神。在西方，以工具理性为代表的理性精神战胜了宗教蒙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建设了一个现代社会。但是，理性精神并没有成为至真至善至美的上帝，在现代社会高度成熟以后，它就愈益显露出非人性的一面。技术异化、环境破坏、个体孤独、信仰失落……于是就产生了对现代性的反抗和批判，表现为各种非理性思潮，包括哲学和文学上的后现代主义。它们在批判传统理性的同时，也否定了人类的一切理性和价值，导致虚无主义。在中国正在建设现代性的时候，如何对待理性，或者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理性和现代性？中国是否也必须重蹈西方由现代性到反现代性，由理性到非理性的覆辙？这些问题都是历史提出来的必须思考和回答的理论问题。 钱中文先生提出了以新理性来建设中国现代性的新思路，其基本思想是汲取西方现代性进程中由于理性精神的偏颇导致失误的教训，既避免固守传统理性，又反对走向非理性，而应当建设适合人的现代发展的新理性，并用以指导当代文学建设。新理性继承了传统理性的合理成果，同时又力图避免其弊端，如克服理性对感性的压制，充分实现感性与理性的和谐；发展人文精神，抵制工具理性的片面性；结合西方现代性精神和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等等。在进行现代性建设的历史时期，新理性精神的提出，表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也表现了一种远见卓识。 钱先生的主张，得到了童庆炳等国内有重要影响的学者的回应。童庆炳先生把新理性精神与建立文化诗学结合起来。他认为，现代文学理论已经走出了单纯强调文学“自律性”的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的藩篱，进入文化诗学的新阶段。对中国文学而言，文化诗学具有更现实的意义，它涉及到社会生活和文学的各个方面，为文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领域；而且负载着现代人文精神和文化建设的使命。只有以新理性精神指导文化诗学，才能形成中国文学理论的新格局。王元骧先生从欧洲哲学史的角度考察理性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它的历史作用和负面影响。他认为理性具有纯知识和形而上学特点，并终于形成了工具理性的统治。这种片面的理性脱离了人生价值，从而导致了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反弹。他主张，新理性精神的建设应当注重实践理性，以实践理性来补充工具理性，从而解决现代人的生存意义这个根本问题。徐岱先生主张以新理性精神来建设后形而上诗学。他认为，西方的理性主义具有形而上的品格，它受到了现代非理性思潮的挑战而走向终结。但非理性不能真正取代理性，因此产生了企图重建理性的“后理性主义”。在这个语境下，中国新理性精神的提出就具有了历史的深度。他主张通过新理性的建设，走向“后形而上诗学”，即以非形而上学的方法（新理性精神）来解决形而上的问题。 一个多世纪以来，由于传统社会中形成的古典理性的衰落；五四时期形成的现代理性的中断；革命过程中形成的政治理性的失误（蜕变为“左”的思潮），加之市场经济的冲击，造成了理性精神的失落，极端感性化和非理性的泛滥。文学在进入“后新时期”以来，也放弃了启蒙理性，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迷失了方向。旧理性的弊端造成了自己的失落，但这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即在现代性尚未完成之时就已经毁灭了现代性。中国不可能在理性精神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现代社会。因此，一方面要加强理性精神的建设，包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建设，以适应社会现代发展的需要；同时必须对理性进行改造，克服旧理性的弊端，建设适合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发展的新理性精神。钱中文先生等建设新理性精神的努力，正是这种历史要求的体现。新理性精神讨论的重要意义，也在于此。事实上，新理性精神就是中国的现代性，它与西方现代性的理性精神有一脉相承之处，同时又可能最大限度地克服其弊端，从而为现代人的健全发展创造了条件。可以预言，新理性将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建设的指导性精神。在讨论中，已经初步勾勒出一个新理性精神的轮廓，但新理性精神的建设还只是一个设想，还有许多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没有解决，比如新理性精神如何形成，其思想资源和历史依据何在，新理性精神能否以及如何超越理性的局限，新理性精神如何转化为文学的追求等问题仍然没有展开和深入，建设新理性精神任务的完成还有待于整个学术界和全社会的长期努力。但我们相信，新理性精神的讨论一定会结出丰硕的思想的和文化的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