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与神话

      神话是以语言为基础，存在于语言之上的二度符号系统，有着类似于诗歌的对偶结构；神话也是一种审美现代性话语，是构成现代主义文化的重要部分。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的诗学话语在各个方面都印证了神话的上述特征。对诗歌语言一生的热情，对恒定“诗功能”孜孜不倦的追求，令诗学成为雅各布森学术的中心，而语言中的对等现象则成为令他流连忘返的主题。如果我们把雅各布森的诗学话语看成一个超文本符号系统，可以说，雅各布森穷一生之力建立起这一系统去探索语言中的“诗功能”，而“诗功能”反过来也浸透到他所建立的符号系统中，令其呈现出结构完美，具有诗歌结构特征的神话体系。

      一、作为符号的神话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提出，神话以语言为基础，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语言是初度符号系统(primary semiological system)，而神话构成一种二度符号系统(second-order semiological system)。巴特用下图表示出神话同语言之间的关系：①

      

      上图中，项目1、2和3属于语言系统，而项目Ⅰ、Ⅱ和Ⅲ则属于神话系统。该图表示，神话和语言有着嵌入结构，语言中的能指和所指结合，形成符号(项目3)，具有自身完整的意义。而语言中的符号(项目3)在神话中则表现为能指(项目Ⅰ)，它又有着自己的所指，与之结合形成新的符号，表达出新的意义。神话处于比语言更高的层次上，表现为一种超语言符号系统。

      巴特的神话理论中，神话为语言提供阐释。他把构成神话的语言视为语言-对象(language-object)，因为神话只有紧紧抓住语言，才能在其上面构筑起自己的系统；神话本身则被巴特视为元语言(metalanguage)，因为神话也是一种语言，是一种关于语言-对象的语言。②按照赵毅衡的解释，“巴特在这里提出了符号学中的一条重要原理，即只有超越该层次才能理解该层次。在该层次之内，我们只能看到组分，而看不出意义。要理解语言，必须进入元语言层次；要解释初度和二度体系，必须进入三度体系；要理解任何符号过程，必须进入深层结构。体系本身无法提供解释自身的语言，必须在垂直方向运动才能理解水平延伸层次的‘庐山真面目’。”③

      巴特更多关心的是个别的神话话语，如向法国三色旗敬礼的黑人士兵，而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则更关心由个别神话话语所形成的体系，也正是在神话体系的层次上，神话显现出同诗歌的某种相似性。在为他和雅各布森合作完成的那篇著名的“波多莱尔的《猫》”所写的前言中，他写道：“语言学家在诗作中辨别出的结构，与人类学家分析神话时揭示出的结构，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对于后者来说，他绝不会认识不到，神话不仅是一种概念的结构，而且还是一件艺术品。”④

      相同组分在不同传说中的重复和对位令列维-施特劳斯的神话体系呈现出近似于诗歌的结构特征，借用雅各布森的语言，就是对等原则由选择轴向选择轴投射。同巴特一样，列维-施特劳斯也认为，神话和语言一样由较小单位构成，语言在不同层次上可分解为音素、词素、意素，而构成神话的单位则要复杂得多，处于更高的层次之上。列维-施特劳斯称其为大构成单位，或曰神话素。⑤神话素并非孤立的单位，而是由类似的关系构成的集束。列维-施特劳斯解释道，这种集束关系在具体传说中的表现同集束本身的关系，就如同语言学中的音位和变音一样，“一个音位总是由所有变音构成。”⑥在列维-施特劳斯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无论是卡德摩斯寻找妹妹欧罗巴，俄狄浦斯弑父娶母，还是安提戈涅不顾禁令葬兄，龙武士自相残杀，都不再是孤立的传说，而表现为同一组对立关系的两极：对血亲关系的看重或漠视。这一主题的反复出现和对位，令不同的古希腊传说相互融合，形成一个列维-施特劳斯构想中的超文本系统神话系统，呈现出人类先民所遇到的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人是由大地所生，还是由婚配所生。

      二、雅各布森诗学中的神话

      神话和神话研究是雅各布森诗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克里斯蒂娜·泼墨斯卡(Krystyna Pomorska)指出：“雅各布森认为，神话不仅是值得研究的口传文学，更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因素，潜藏在我们的一切行为之后。”⑦神话一词频频出现于雅各布森的诗人研究中，如普希金诗歌中雕塑的神话、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神话，等等。在雅各布森看来，上述诗人的全部作品构成了一个连贯的超文本符号系统，他们的每一首诗不再是孤立的符号，而是成为能指，共同构成一个更庞大的系统——诗人的个人神话。之所以这些诗歌-能指(即巴特所说的语言-对象)能够连为一体，构成诗人之个人神话(巴特所说的元语言)，正是由于相同组分(既包括主题，也包括话语结构等其他要素)在不同诗歌中的对偶与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