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文学理论研究快速发展，研究重心也明显地向现代西方文学理论倾斜。它在表面上是多元的，但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其汇聚河床的许多理论支流大都朝一个方向拥挤，且多以“审美”为中心的所谓“现代性”作为航标。设置这个航标并导向大本营的理论主航道，主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 从整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与文化语境下的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阐释，其中对资本制度的艺术生产、人的问题和审美问题的批判分析，确有现实的参照意义。但不容忽视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笼统而宽泛的概念，它不仅涉及哲学、经济学、政治学，而且涉及社会学、法学、史学、文艺学、美学、宗教学等众多学科。像其他学科一样，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也是打着“改造”、“纠正”或“批判”所谓马克思主义正统文艺观出现的。其内部派别林立，观念良莠不齐，且与诸种非唯物辩证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个别的所谓按照马克思精神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修正”和“创新”，跟“唯心论”或“唯我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批驳和贬损，几乎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因此，倘若不采取有分析、有鉴别的汲取态度，而是采取照转照搬、遵循无误的态度，就会使我国文学理论研究趋同于当代西方文论，而不会日益地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方向靠近。我们这样讲，并不是要降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价值，只不过是指出它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下可能而实际的理论命运与效果。 毋庸讳言，我国文学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已经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大大拓展了文学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促进了多学科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路径。但是，无可否认，这其中也存在明显的缺点和不足。简单说来，主要表现在“三多三少”上：其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直接引进、静态介绍得多，而对它进行深入透析、价值判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得少；其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的个别人物和单个问题研究得多，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作为一个普遍现象和理论系统从宏观视角加以批判分析得少；其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同现当代西方文艺学、美学衔接和融会得多，而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衔接和融会则比较少。这“三多三少”现象，在文学基础理论研究上突出地反映出来。 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注重从多学科的角度探讨和研究文学与艺术问题。譬如，它试图沟通和融合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与文化人类学及存在主义哲学的关系，或者试图从后者的角度来阐发文学和审美问题。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倾向。可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作为认识基石的，它有区别于其他学说的独特立场、价值尺度和阐释模式，这就决定了它与超阶级的“文化人类学”以及个人至上的“存在主义哲学”是难以完全融通的。个中道理不难理解：在西方，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是不可能成为主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即使是从个人生存之道考虑，也须得将其自身的理论用各种流行的西方学说包装一番，打扮起来，以便取得存在的合法性。有鉴于此，中国的文论家特别是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学者，更应当注意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用的东西，而不能无批判地吸收其全部见解和成果，不能为了“吐故纳新”而走上丢弃“老祖宗”、脱离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传统优势之路。这就是我们要反思文学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化”模式的缘起。 一、文学理论“审美特征论”模式的弊端 文学理论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化”模式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只要稍微涉及一些具体的文学理论体系和理论问题，就会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对我国现行文学理论影响的严重性。 譬如，审美本是文学的重要属性和功能，这在文学理论史上多是被承认和重视的。但是，90年代以来当各种文学“审美特征论”出现以后，“审美”就成了文学理论的基本模式，或者把文学的“审美”当作人生救赎的主要途径，当作拯救世界的一种手段，甚至当作文学研究的“第一原理”。这时候，整个文学理论的体系和范畴就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文学理论“审美论”模式显然是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影响的产物。马尔库塞曾赋予“审美”一种政治性的革命和造反的功能，作为“本能解放”的武器，主张“用美学的形式表现”出一种“抗议和拒绝”现实社会的声音①。而我们有些文学理论，则是把“审美”表达成一种无功利的、躲避政治的、逃离意识形态的、追求形式和感官愉悦的技巧和手段。对此，已有学者对近年来出现的“强调文学的审美性和自律性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话语的基本内涵”这一倾向提出了质疑，认为“人的解放”才是马克思阐释文学与审美问题的基础，同时也是解释马克思的审美研究为何总是和政治经济学及历史研究纠缠在一起的原因②。这种质疑至少表明，过分强调“审美”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系统中是带有片面性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审美”内涵的多个层次以唯一或共名的方式被运用到对文学本质界说中时，文学审美所固有的多层次特性就被抹煞、被模糊地处理掉了。特别是当文学理论希望用下定义的方式为“文学”本质做出一劳永逸的解释时，“审美”在整个界说过程中的位置就显得既稳定又游移，既紧要又浮泛，已很难把握。事实上，将“审美”作为一种超历史性的固有属性，甚至认为文学的审美特性一旦置入社会结构来观察就变成了社会意识形态，这是把“审美”功能和领域无限地放大了。其结果，不仅抹平了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去界说文学本质时所可能形成的差异，而且也混淆了在不同的视角和层面中对文学“审美”内涵的说明。 文学本质研究向“审美特性论”的靠拢过程，对“主体”的共同关注是其理论的契合点。作为审美对象的文学，是由主体意识所建构并由此获得自身某种特质的，这种观点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颇有代表性。强调“审美”和“文学”指向主体意识的自足性，这就使得在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上特别重视对情感、想象力、肉体和精神体验等所谓“内在世界”的阐释。先前文学理论赋予文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摹仿、认知、交流、记录等一系列品格，都被认为是同文学本质不直接关联的要素，或者被认为是可以统辖在“审美”之下的东西。这样，研究文学本质就仅仅趋向于“审美化”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