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机器：一个批判的机器理论

      在今天，视觉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充满杂音的、众语喧哗般的话语场，各种见解、各种立场借助不同的武器装备在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穿梭旅行中为不同的权力表述进行申诉和论辩，但它们之间也不是毫无共通的前提，其中有一点至少是它们共同承认的：我们的视觉从来不是自然的、中立的和客观的，视觉是建构性的，而它本身又是被建构的，视觉是在先行的被建构中开始它的建构的。换言之，我们所有的观看行为都是在一个复杂的视界场域中进行的，我们的“所见”不过是这一场域内的各个要素相互作用的效果，其中视觉机器就是最为关键的一个功能要素。虽然狭义的视觉机器至少在19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出现，但真正以它为对象的理论化研究却是晚近的事情，而在今天，这一研究已成为视觉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围绕着视觉机器，形成了一个颇为热闹的知识场，各种研究范式、理论形态、批评实践及文化论题交汇在这里，为思考主体性和视觉性的问题开辟了全新的境域，为反思视觉文化和视觉实践提供了与传统视觉研究全然不同的知识范型。

      一、视觉转向

      法国电影理论家兼批评家、《电影手册》的编辑让—路易·柯莫里(Jean-Louis Comolli)1971年在《可视性的机器》一文中说：

      19世纪下半叶盛行一种视觉狂热。当然，这是社会的图像增殖的结果：大量带有插图的报纸的广泛传播，印刷品和漫画等掀起的狂潮。不过，这也是可视性和可表征性的领域地理延伸的结果：借助于旅游、探险、殖民活动，整个世界变成了可见的，同时也变成了可挪用的。①

      法国“境遇主义国际”的创始人居伊·德波(Guy Debord)1967年在《奇观社会》一书的开篇也说：

      在现代生产条件蔓延的社会中，其整个的生活都表现为一种巨大的奇观积聚。曾经直接地存在着的所有一切，现在都变成了纯粹的表征。②

      美国批评家安妮·弗里德伯格(Anne Friedberg)在《窗口超市：电影与后现代》(1993)一书中对上面两位的观点归纳说：

      19世纪，各种各样的机器拓展了“可视性的领域”，并将视觉经验变成了商品形式。由于印刷品的广泛传播，新的报刊形式出现了；由于平版印刷术的引进，道密尔(Daumier)和戈兰德维尔(Grandville)等人的漫画开始萌发；由于摄影术的推广，公共和家庭记录的见证方式都被改变。电报、电话和电力提高了沟通的速度，铁路和蒸汽机车改变了距离的概念，而新的视觉文化——摄影、广告和商店橱窗——重塑着记忆和经验的本质。不管是“视觉狂热”还是“巨大的奇观积聚”，日常生活已被“社会的图像增殖”改变了。③

      此种话语充斥于现今视觉文化研究的著述中，举不胜举，它们无非都是在强调一个事实：自19世纪开始，人类就一直在经历着由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带来的视觉转向的侵袭，到20世纪乃至21世纪，这一侵袭还在以不可逆转之势加速蔓延，其结果不仅导致了视觉的狂热、图像的增殖或整个社会的奇观化，而且导致了人类的时间和空间体验的改变，导致了文化的“认知图绘”的全面改观。

      这当然不是西方文化发生的第一次视觉转向——如果我们把观看方式及时空体验的改变视作视觉转向的本质方面的话——早在柏拉图的“洞穴”里，在文艺复兴的透视法中，我们就已经看到过视觉转向的发生，只是在那里，所谓的转向实际是观看主体的心灵及视觉经历启蒙的过程，是被启蒙的主体以其自主的视觉即内在的心灵之眼或理性之眼朝向真理之光源的飞跃，是处在可见秩序中的观察者以其自治的视力对不可见性的凝视或洞识。然而，开始于19世纪的视觉转向却迥然不同，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固然是前现代时期的视觉中心主义一直追求的视觉表征或视觉再现的客观化的进一步延伸，可另一方面，这一追求现在则被现代性的对象化冲动引向了视觉的中介化，即这次转向是视觉在一系列机器系统的调节下获得更为广泛多样的可见性的过程，用法国著名思想家和批评家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的术语说，它是源自一系列“技术性假肢”(technical prosthesis)向视觉的“植入”，是视觉的技术化，是视觉机器对视觉的重构和殖民。

      当然，这也不是说前现代的视觉实践就是非中介化的。实际上，人的观看行为自始就没有离开过象征机器的规制：那喀索斯俯身做自恋性观看的湖面、柏拉图的洞穴空间、中世纪的神圣的凝视、文艺复兴的透视法、17世纪荷兰画家的暗箱和镜子装置，这一切本身就是规制人的观看行为的象征机器，它们有自己的“词汇”和“语法”，有自己的“装置”和“能量”，也有自己的“欲望经济”和“边际效益”，它们要实现自己的“交换价值”，并要生产自己的“剩余价值”，尤其是，它们构成了使观看活动得以可能的中介。但是，在19世纪开始的视觉转向中，充当象征机器的东西是真正的机器，是光学化和电子化的器具或装置，并且是半自动或自动的机器。这一全新因素的置入让此前的观看建制变得更加精密和复杂，它带来的不只是自足的视觉范式的转向，更是物质性的装置对视觉场域的全新建构，是处在视觉场域中的观看主体、观看对象与视觉机器以及由机器所确立的观看建制围绕着力比多经济和力比多政治而进行的复杂的拓扑式交换。换句话说，视觉机器引入的不只是全新的观看技术和观察手段，而是还有新的观看情境、新的力量争执、新的关系纠缠，以及由此而来的观看效果的意义增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