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文学、文学批评与政治意识形态紧密地纠结在一起，这是伊格尔顿的一贯作风，也是他整套文学批评话语构建的逻辑基点。不过，虽说他的这一批评风格早已被学界所公认，却很少有人探析伊格尔顿视域中的文学批评。或确切地说，他的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文学批评，是以何种样式呈现出来的。本文将以《批评的功能》为例，将其文学理论批评的逻辑轨迹以及框架结构勾勒出来。 一、重提“实质性的社会功能”的缘由 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的批评生涯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他或许算不上是当今西方最优秀、最深刻的理论批评家，但其勤奋和多产则毋庸置疑。截至今年(2017年)，他已出版的理论专著高达46部。在众多书籍中，本文之所以选取《批评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1984)作为论述依据，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该书迄今为止没有被翻译成中文，似乎尚无人对该书的批评思想作全面而系统的总结与评价。现能看到的只是个别研究者在论述伊格尔顿的美学思想时，顺便地提及几句；(二)从伊格尔顿的整个文学批评的历程着眼，这部专著的写作、出版时间节点都非常重要。首先，已被译成中文并在国内学术界有广泛影响的理论著作，如《批评与意识形态》(Criticism & Ideology，1976)、《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1976)、《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Walter Benjamin，or Towards a Revolutionary Criticism，1981)、《文学理论引论》(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1983)等都已大功告成。从时间上看，出版于1984年的《批评的功能》既是对以上专著思想的延伸，又是对其的一次系统总结；其次，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伊格尔顿开始从文化理论的角度向后现代主义思潮发起攻击，如《美学意识形态》(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1990)、《后现代主义的幻象》(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1996)、《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Sweet Violence：The Idea of the Tragic，2002)、《理论之后》(After Theory，2003)等，在国内也都有着较大影响。该如何正确理解他在1984年之后著述所传达出的思想信息？我认为，《批评的功能》是进入它们的最佳途径，因为伊格尔顿在书中质疑和批判的后现代主义和那些所谓“正统的文化理论”的基础和缘由，都可以在《批评的功能》中找到相应的答案。抑或说，从伊格尔顿批评思想的发展逻辑上说，《批评的功能》是打开通往他的文化批评道路的一把钥匙，即通过对这部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准确地把握其整个美学批评思想的发展脉络。 诚如我们所知，任何一位批评家的写作都不是偶然的，即他为何要这样写，为何要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机写，都有其内在逻辑依据可循。伊格尔顿也不例外。他在《批评的功能·前言》中，首先考虑的就是该书究竟要解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或用他的话说是“一位批评家坐下来开始研究某个主题或某位作家，突然被一组令人困扰的问题给吸引住了：这个研究的意义何在？打算研究给谁看、影响谁、令谁印象深刻”？①显然，让他深觉困扰的是，这部书写给社会中的哪部分人看或研究什么样的问题，才会显得有意义。伊格尔顿在书中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采用通过批驳那些在他看来没有意义的学术流派的方式，来彰显和构建他所倡导的文学批评理论主张。 《批评的功能》的原意是要探讨英国当下的批评境况，即通过“考察18世纪以来英国批评制度的演变过程”，来说明英国文学批评界“缺乏实质性的社会功能”的问题。②然而伊格尔顿的批评视野并没有局限于英国，而是从整个欧洲社会入手。首先，他对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批评现状表达了不满，认为这些现存的文学批评已经丧失了其原有的功能，从而走上了非批评的道路。他把这些批评总结成“要么属于文学产业公共关系分支的一部分，要么就完全是学术界内部的事情”，并在此基础上断言，欧洲现代批评的“情况并非一直是这样，今天甚至也不必如此”。③无疑，他认为欧洲的现代批评并非就该一直如此下去，到了应该纠正的时候了。 伊格尔顿为何要对这两种批评情形说“不”？他认为，前一种批评情形使文学批评失去了独立的立场，沦陷到了“文学产业公共关系”中。置身于这一“关系”中的文学艺术从业者，其一切艺术行为都要以市场的规律为规律——所有的批评活动都要由“市场说了算”④。批评家的身份在这一空间里只能算是“雇佣写手”⑤，即商业化的生产和操作流程取代了批评家独立自主的话语权。后一种批评情形，则是把文学批评置放到“一个制度基础和职业架构上”。⑥在伊格尔顿看来，这种“置放”是可怕的，它意味着“批评最终脱离公共领域被封存起来了。批评通过政治自杀保证了自己的安全：其学术制度化的那一刻，也是其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力有效消亡的那一刻”。⑦他把“学术制度化”与“政治自杀”等同起来，所以推导出文学批评“学术制度化”的那一天，也就是其生命力消亡的结论。 根据伊格尔顿对上述两种批评情形的描述，基本上可以把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现代批评，总结成以市场为标准的商业化批评模式和以脱离政治、社会活动力为特征的学院派纯学术批评模式。对这两种批评模式，伊格尔顿均抱有反对的态度，认为正是它们才使得欧洲当今的文学批评变得越来越了无生机。重要的是，还对现实生活失去了有效的规范性。正是在对欧洲现代批评的这样一种判断基础上，伊格尔顿确立了《批评的功能》的主题：“本书的论点是，当今的批评缺乏实质性的社会功能。”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