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文坛，旗帜林立，口号叠出，而文学创作的实际状况又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那么，透过这种热闹的表象，变幻多端的背后，其本质究竟又是什么？评论界、创作界对此都给予了关注。这里我们刊发了10位评论家的短文，在继承传统与创新意识，艺术规律与市场经济，怎样看待人文精神等诸多问题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评论家和作家参加讨论，共同探索，以期促进文学的发展，使我们的文学真正拥有她在这个伟大变革时代应该拥有的繁荣。这也是我们开设这个栏目的初衷。 编者 米兰·昆德拉在注解他的常用“词语”时，对“文学”是这样说的：“我想象文学的死亡：一点一点地、毫不引人注目地缩小，直到变得完全看不到为止。”昆德拉的许多“词语”都有非常惊人的准确性（比如我们常借用的“遗忘”一词），而他对“文学”所作的判断，似乎更有先见之明。虽然他并非针对我们的文学，但他说的正是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所经历的事实，不同之处在于，这种文学的“缩小”现象，不是“不引人注目”，而是太引人注目了。 文学的“缩小”，并不是文学写作的减少，不是作家和作品的缺乏，它是这个时代文学实际上遭受到的漠视，具体反映为文学的审美价值目标的丧失，以及由此带来的审美判断的缺席。漠视已经成为今天普遍的文化表征，对文学的漠视，最大程度上突出了文学在文化多元主义背景下的命运。因此，我们眼前无论出现多少文学“新”号，在这些“新”号下聚集了多少写作者，也无论这些写作者写出了多少作品，都不会改变文学被漠视的处境，文学“缩小”以至“看不见”的危险正以最快的速度不停地向我们逼近。 这里可以1995年为例，这一年有两种虚拟的文学风景，在它们受到广泛关注的同时，我们从中却能够看出文学被漠视的部分真相。一种是1995年激烈的“文学论争”，论争当然是从文学开始的，但它很快就落入某个怪圈中，偏离了文学目标。论争被曲解后的“意义”，要远远超过它对文学的意义。文学目标的迷失，并不仅仅在于当事人情绪化的论争方式，而是在更深层次上对文学价值追问的遗忘和放弃。而在另一面，对论争的渲染，实际上代表了人们对所谓“文化热点”的趋时需要，人们产生兴奋的并非文学本身，而是论争的表演性的话语效果，这是大众文化情境下人们声音兴奋的又一种表现。对此即使论争当事人也无可奈何，他们要使自己的论说保持文学的目的性，是不可能的。这样看来，不论1995年的“文学论争”显得多么重要，影响多么热烈，然而它最终说明的只是文学的无力。 第二种是1995年达到峰顶的文学“命名”。文化多元主义制造了文学多元命名的热情，虽然为文学提前命名时，因为心情急切仓促，使用的词语显得相当单调平乏，但是借着多元化的名义，仍然成为时尚。“命名”的结果，显而易见使文学迅速衍化为某类文化的简化物和复制品。作为一种策略，“命名”制造了文化多元时代文学的繁衍和进步的假象，从而取得了某种合理性。文化多元主义不但作为文学“命名”的策略，暗中鼓励了命名者制造话语的热情和随心所欲，而且为文学命名过程中文学性的消解，提供了一层保护。就是利用了这样的保护，在“命名”之下只有“新衣”，而那个文学的“皇帝”却没有了，而这就是文化多元主义“状态”下新的一轮喜剧。文学命名并非没的必要，但它应该是建立在对已有文学的发现和认识之上的，没有文学审美要求和价值根据的“命名”，不能不是一些悬浮在文学之上语词飘流物，这些语词飘流物到处泛滥，而人们对真实意义上的文学却因此视而不见。 其实说出这样的真相并不困难，在这之前并非没有人提醒过文学在当前文化情境中迷失的危机，然而人们难道听取了这种提醒了吗？我们不是一再听到关于文学“新”时代业已到来的乐观主义宣言吗？而那些带着怀疑和忧虑甚至愤愤不平谈论文学危机的人，反而一再受到讥笑，被指斥成不合时宜的文化落伍者。事情虽然如此，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放弃继续说明真相的借口，因为我们是一些与文学相关的人，“看不见”的文学漠视症，就发生在我们中间的一类人身上，即使为了道义上缘故，也不能回避问题不谈。 首先是作为文学阐释人出现的趋时者，给文学带来的伤害。说他们是趋时者，是因为他们是一些按照文化时尚对文学发言的人，他们自认自己追踪文学发展的脚步，可他们对文学的阐释，实际上只是认同于某种新的文化潮流后，所作的简单的断章取义的文化诠解。对他来说，宣布一种新文学现象产生，比什么都更加容易，因为文学在他们手中不过是文化投机主义式的玩票。前不久读到一篇文章，说某位作家的一篇小说代表了中国“社群文学”的产生，即是这种文化诠解的最新成果。另一方面，相对主义则是他们用来评价文学的重要法码，在他们的阐释中，文学是没有审美等级的，所有的写作和写作者之间的区别都被故意取消了，这就难怪他们总是能够在不同的作家和不同的作品之间，大玩那种拼接组合的语言游戏，今天可以说谁谁属于什么文学，明天又可以把同样的作家划到另一种什么文学里去。也许他们总是以反应敏捷的文学发言人身份，频频出现在各类文学期刊上，但是由于太多地滥用文化名词，以及过分扩大“误读”的权限，所以不免让人疑心他们，并没有认真读过他们所阐释的作家和作品，或者虽读过却不具备起码的文学感受力和审美判断力。而相对主义的“无区别”阐释，则极有可能成了他们文学贫困的一块体面的遮羞布。说到底他们缺少的是对文学的真诚，比起他们要做一个“新”的文化代言人，并以此占据某种话语的制高点，分享新的话语权力的好处，文学实在是无足轻重的。而大多依赖文学阐释的读者们，能够指望从他们那里知道什么是今天的文学，文学的位置又在哪儿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