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文知识分子之所为，唯“灵魂”二字，所以人们常说，知识分子是“人类灵魂的工作师”（这当然首指教师和作家）。不知怎的，我对这个耳熟能详的称谓则有点感冒，总觉得它太使命、太教化、太馆阁体了。有两种说法让人耳目一新，一说知识分子是“灵魂的猎者”，很精采，但不知话主是谁。他分明把人的灵魂当作一个同外宇宙一样浩瀚无际又神秘无比的内宇宙，当作有着无限诱惑力而又深不可测的“黑洞”，知识分子则如骁勇之猎者，纵横其中、追逐其中、求索其中、冒险其中，它所追猎的是什么呢？人类灵魂的无限可能性。当它在这无底的黑洞中猎逐出一块精神的处女地时，无疑便是给这黑洞投注了一束人文的辉光。另一说是王朔，大杀风景，但也不乏精采。这位“顽主”把知识分子损为“灵魂的扒手”，刻薄，却又肖像传神。灵魂非是实物，何以扒去得了，王朔的意思，无非指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外表冠冕堂皇好为人师，内心世界却十分卑劣低下，它们自己把自己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的灵魂给抛弃了。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在王朔的作品中，我们有所领教，的确令人反胃。 “猎者”也好、“扒手”也罢，包括那个“工程师”，尽管价值评价不一，有一点共同，都认为人文知识分子以“灵魂”为业。“灵魂”不免有点缥缈，自然是个象喻，它喻指什么呢？人类的精神世界。“精神”才是“灵魂”的实在内容。精神谓何？它是本能的对立面，是人类物质生命的“巴比塔”，是人类自然躯体的形而上。人猿相揖的两个辉煌成果，除去外在自然世界的人化之外，另一就是人类精神生命的诞生。它是人类最深刻的文化创造和现象。如果说外宇宙日月星的天体变化谓为“天文”，那么内宇宙知意情的精神现象则谓“人文”。所谓人文并非人类文化的缩略，而是文化最内在的结晶，它晶化为以语言为表征的精神本身，故人文实乃人之文化的精神现象学。今有讨论人文精神者，殊不知，人文本身即精神，人文世界即精神世界，它超越于人类的物的世界和自然世界之上，成为人类诗意栖居的托命之所。反者，人类也正因其人文的润泽与精神的濡染，那黄土抟成的生命才受到莎翁“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礼赞。 谁是人类精神的锻造者？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在人类感性生命的混沌里建立了一个带有诗性光泽的精神王国，作为马克思所说的精神生产者，知识分子以其自身的职责和使命为这个智性王国制定价值规范、提供观念系统、形成知识谱系，从而造就一种形而上的“意义形态”，为人类社会输送有效的精神资源。宋张载“横渠四句”曾为多少人激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首句所谓，正是这份意思。《礼记》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为天地“立心”，这便是“立人”，人之不立，则无以成为“宇宙之精华”。而人之所立，又在于“立命”，“人禀天地之衷以生，所谓命也”（《左传》），命者，性也，故《中庸》有言“天命之谓性”。然则“立命”并非儒学所谓尽其天性，在我看来，恰恰是在人的本性之上，额外地锻造人类精神，熔铸人类的理性灵魂，这，才称得上是“立”，而这份“立”的工作，便是“人文”，从事这立的人文工作者，就叫作“知识分子”。在个人的意义上，我一般不把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划在知识分子的范围，他们更多是作为知识者而存在。知识分子和知识者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区别，但在最外观的层面上，则是这种工作域的不同。时下有学者兴谈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呼唤知识分子回到岗位，那么岗位到底是什么呢？是从事人类精神创造的独立王国。它不是有形的，而是无形的，更多表现为一种自我认定的职守。尤其在功利滔天的今天，“人欲堕，赖以柱其间”。 二、现在我们来看所谓的“人文精神的失落”。这个问题居然还引起了争论，京海两边就此构成了又一轮冲突。但“失落”之说是毫无疑义的，尽管这个词的分量可能还轻了一点，也尽管对“失落”肯定还有不同的理解，此如我。在我看来，人文精神的失落，实质上是知识分子本位的失落。人文即精神，它是知识形态的，而人文精神则精神之精神，即一种内在精神的品格显现，它是实践形态的。因此，在这里，知识分子面临的实际上是两种失落，一是人文即知识话语的失落，二是其精神品格的失落。 具体言，人文的失落指谓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的独特的话语形态和知识谱系。近半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精神生产者的身份已纪买办化和官方化了，它仅仅困在主流社会的体制内从事被动的精神运作，以“注经”的方式成为主流社会之思想体系即意识形态体系的一种阐释性存在，这种存在也正因处在主流社会强大机体的压制下，因此它不断地根据意识形态的需要一而再地被阐释，这样从根本上来说，知识分子已经丧失了在社会主流精神之外建构另外一种精神话语的可能性，当它狭隘地、单一地被容纳进主流社会信仰需要的功能渠道，它便只能成为这种信仰体系的“代言人”。从“精神生产者”到“代言人”，乃是使知识分子从自我言说的精神主体质变为一种言说他者精神的工具性媒体。“述而不作”便是这种状态的最好的描述，其结果便是以知识分子自身话语的取消加固了主流社会话语体制的霸权地位。因此不难质询：在主流社会一元化的话语霸权面前，知识分子本己的话语形态又在哪里？知识分子的话语形态是在主流话语之外的自己的 精神建构，若为其命名，我个人倾向于称它为“意义形态”，它是作为与“意识形态”相对应而存在的又一种知识谱系。其不同在于，“意识形态”表现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它的存在便是为政治统治服务，因而在本质上它是一种政治文化体系或以政治为核心的能指体系：“意义形态”的差异性是它的人文性，作为一种理性的价值体系，它的研究领域不在政治而在人类自身之精神，它所提供的当然不是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思想信条，而是给人的世俗存在提供各种形而上的超越，如哲学的超越、美学的超越、文学艺术的超越，甚至包括负向性的宗教超越。因此，就像意识形态最后完善的是本阶级的政治，意义形态则力图完善人的存在。这两种话语形态的关键词不一样，一个姓“政”，一个姓“人”，一个属于“政统”，一个则表现为“道统”。应该说，两者都是一个稳态社会所必需的“合理性存在”，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种合理性的存在却极其不合理地遮蔽了另一种存在，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的“在场”几欲吞噬了意义形态出场的可能，尽管“政治”在姿态上一概地承认人文，但却把它控制于自身的意识形态的铁门限内，人文打上了它的烙印，几乎本能地政治化了。而知识分子则在这种政治化了的人文领域内，让人文本身完全地去为政治服务（比如过去对“为学术而学术”的排斥），由此可见，知识分子的失落，首先就是这种本位性意义上的自身话语的失落即人文的失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