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文艺研究 一、编写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的一个原则 大约从1985年写作《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开始，我就怀着一个写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的梦想，并且断断续续地作着准备，也曾经动笔整理过几个章节，凡学有所得，都化作一些评论性的文字发表。不知不觉，十年时间就这么轻易地过去了。书虽结胎而未分娩，但对于这个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以至文化演变的轨迹，则多少有所了解，对于如何写作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也生出些自己的想法。 我的这部正在写作中的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将从康梁变法失败转而发起的士大夫新文学运动写起，到九十年代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为止，将是整整一百年的文学历史，也是一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地位的变迁史和心灵发展的坎坷历程。这种历史巨变在知识分子的心灵深处被痛苦地折射出来：历史已经发生变化的，由它来见证；历史正在孕育变化的，也将由它来预言。虽然一百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不算什么，但究其内容来讲，这是一个由古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一百年，是古代大夫的庙堂专制向现代知识分子的多元价值转型的一百年。春江水暖鸭先知，它所熔铸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落、觉醒、奋斗、血泪、挣扎，以及对历史的无奈，对理想的憧憬，对现实的绝望和在绝望中产生的新的奋斗与挣扎，正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精华所在。 在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属士大夫的阶层，身处政治文化的中心，肩挑经世济国之大业，进能在庙堂代圣贤立言，退则在民间传道授业，进退出处，无不有一个“道”的传统为其安身立命之地；在将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将完成现代化的转型，确立起多元的知识价值机制，并在新的多元价值机制下重铸现代知识分子的形象和灵魂。而唯独这短暂又复杂的一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始终处于历史变化的阵痛之中，辗转反侧，痛苦吟呻。他们在庙堂被毁以后，别又建立起一座“广场”来保存和延续自己的价值传统，于是就有了“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成就了几代知识分子精英传统。但是在严酷的现实中国，知识分子广场的价值取向的虚妄性很快就暴露出来，他们一次次地面对价值危机的再度爆发，内心充满了痛苦和不甘，——文学上的杰作，正是这种心情在正反两方面的宣泄与流露，自觉的，或是不自觉的。 这样的文学史纲领出于我对这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道路的一点认识。我当然要为这部文学史所要阐述的思想和材料负责，因为这是我个人的劳动心得，即使在学术观点上部分地参考了他人学说，那取舍和发挥也依然是我独立思考所得。我想声明我决不代圣贤立言，我只是写一部属于我的文学史，它是不“全面”的，是有“偏见”的，它不适合充当一部力图公正解释各种历史现象并负有意识形态指导者责任的教科书。但话又说回来，这种“公正”的教科书又何曾有过呢？马克思早就断言，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者的思想，而教科书总是最集中地体现了一种思想文化的霸权，使舆论一律，进而达到思想的钳制。这在古代中国就有过钦定的什么《四库全书》读本和《二十四史》之类官书作榜样。也许关心中国学术动态的同行们都知道，前几年王晓明先生和我在上海的一家理论刊物上主持一个“重写文学史”专栏〔1〕，所发表的文章并不怎样的好，但这个命题却引起了许多前辈学者和年轻同行的反响，究其原因，我想无非是这个命题说出了学术界对原有的以定于一尊面目出现的教科书式的文学史不满足。因为正是这样的教科书才象变戏法似地随着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地编造文学史的神话，也正是这样的教科书才会把一大批优秀作家作品推进民族遗忘的深渊，使之在文学史上不再留下痕迹。“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就是要求改变这种教科书的大一统局面，希望恢复文学史研究应有的科学态度，以自由的个性的多元的学术研究来取代仅止一种的单调声音，就如马克思当年面对普鲁士当局的书报检查令而呼吁的，要求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闪耀出无穷无尽的色彩。 这尽管是一百五十年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理想的人类精神世界，但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依然很难完全实现。就现代文学史研究而言，教科书式的专制与科学的自由探索精神的冲突，几乎是一种宿命，均为这门学科承担的意识形态的特征所制约：它既为一种意识形态，就必然要求学术为现实政治的具体利益服务；但同时它又是一门学科，具有科学的属性，科学要求它的探索者求真，用真实的话语表达出自己的研究成果。这种冲突在历史领域向来有传统，既有权力者对历史的血腥控制，也有太史公们用生命来书写真相；既有钦定读本，就有《焚书》《藏书》，这是连秦始皇的火，明太祖的刀，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都不曾消灭得了的。最近曾读一本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作者在书中写到了当年前苏联侵略捷克以后的一些故事。该书的法译本由法国文学大师、著名的共产党人阿拉贡作序，阿拉贡深知这些故事的历史背景，他由此叹息说：“有朝一日，僭居历史学家的神话作者们将写出他们对捷克历史的看法……而我们可以肯定，他们将以胜利者的眼光来写它……人们将找不到对我们曾亲眼目睹的事情的真实解释……我不愿相信一个精神上的比夫拉即将发生。然而在暴力之路的尽头，我看不见一线光明。”〔2 〕阿拉贡把历史学家编造历史神话比作是精神上的比夫拉，他悲观地认为，有朝一日历史事实都会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被遗忘得干干净净，以后的人们只能从历史著作里的神话中来认识历史，重重的迷雾将会把历史真相包围得严严实实。阿拉贡的这种过分了的悲观态度甚至连昆德拉也不以为然，他强调了自己的民主主义幻想：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抵挡人民的意志。但我觉得，昆德拉把一个历史学的问题扯到了政治问题上去，有点驴唇不对马嘴。如果就历史科学的范围来讨论，阿拉贡的观点依然涉及了历史学中的基本理论：历史材料与历史之间有差异。历史学是一种思想，是通过对历史材料的编排和解释来体现的历史学家的主观世界，因此在历史学的范畴里，求真并不等于历史材料的真实，它只是表达了历史学家真实的声音。那些编造神话的历史学家的虚伪性，就在于他们并不相信自己所编造的历史是真实的东西，却偏偏要读者去相信。由于每个历史学家都是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只能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去编修和解释历史材料，所以在这个领域内求认同是没有意义的，多义的解释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前景，它既是一种经验，就可以允许后人在各个方面去吸取；它既是一门科学，就应该接受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去证伪，只有经过无数个相对真理而后接近绝对真理——这种历史学的自由精神并不一定掺入政治因素，因为假若是昆德拉所说的，靠“人民意志的胜利来改变历史”，那很可能会是以一种新的文化霸权来取代旧的文化霸权的后果，那是属于另一种情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