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信奉，然而，一个人只要对自己所写有了相当的投入，会时常对之牵挂。“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是一项在教育部组织下的学术写作。我自2005年参加这一项目中的艺术学年度报告的写作以来，每年写完之后，都时常反躬自审，一旦自己发现或经友人指出不足之处，就在来年的报告里或自己的文章中予以补正。2008年写作的艺术学三十年学科报告，是一项比年度报告更艰难的工作。写完之后，同样常常自省，也非常希望得到同行与读者的批评指正。前些天，一位同事告诉我，有一篇长文在批评我写的学科报告。但我一看到题目就有些失望，继续读下去是大失所望：我面对的是一篇只顾抒发个人读书感想的率意文章。如此之文，也许对批评者自己所感所想的问题来说，不是没有一定的意义，但对于批评对象（即如何提高学科报告的写作和如何提升报告中所讨论的问题）来说，几乎没有帮助。我对此类评论，历来不予理会。然而，这一次，出于大家都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不得不来进行一下解说。 一、以偏论全的文章标题 前面说到，我一看见题目就大失所望。大家知道，关于三十年艺术学的学科报告，要对学科的整体发展作一全面的呈现。首先要呈现学科演进的历史概况（上编），其次要讲学科体系的发展、学术研究的状况、出现的重大事件（中编），最后，要对存在的重大问题进行归纳（下编）。而书评的题目是什么呢？——《艺术学如何“以史出论”——评张法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艺术学〉》（载《文艺研究》2010年第2期）。正标题针对的问题是本书（下文简称《报告》。以下引文凡出自该著者均只标注页码）中下编共五章里面的一章（第七章）中共四节当中的一节（第三节）讨论的问题，而副标题却笼盖全书。如果要人感觉不到逻辑毛病，文章名称一定是这样的：《艺术学如何“以史出论”——评张法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艺术学〉中提出的一个理论问题》。如果孙焘加上后面这些字，我就不会来写这篇回应文章了。 由于孙焘文章一开始就定位在（对整个报告来说）一个小点上，以后洋洋洒洒的宏论，都围绕这一点说去：一、重“史”与轻“论”，二、艺术学之“学”，三、史与论如何统一：谈“理论感”。并且在最后的“结论”中，不无骄傲地宣告： 本文的观点是：在学术研究内部的“史”、“论”关系上，无“史”即无“论”，无“论”亦无“史”；在学术研究与艺术创作实践的关系上，研究不是被动地解释艺术创作，而是为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实践提供不可替代的支持。中国艺术学的进一步发展，迫切需要的不是放弃理论的追求，而是对理论体系做一番更新，使之更好地与艺术史研究和当代艺术实践互动。这个意义上的“论”当然与《报告》所批评的那个脱离了“史”的“论”不同。真正的“论”要求一种“理论感”，即是通过对于具体史料、史实的洞悉，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或者方法。这才是“史”、“论”配合的正途。 就这样，从文章标题到小标题到结论，以一个“如何以史出论”的提问开始，以“要史论结合”的标准答案结束，来评一本内容远不止此的学科报告。这好像魏晋时的阮籍对自己喜欢的人用青眼，对自己不喜欢的人用白眼。然而，阮籍不只是好用青眼白眼，他是一个十分丰富的人，还会音乐，还能饮酒，还写了名垂千古的《咏怀诗》，等等等等。如果这时，一位批评家写一篇宏文《应当怎样正确地使用青眼白眼——评阮籍这个人》，当时的人会怎样看呢？ 二、“重史”错了吗？——评“重‘史’轻‘论’”的错误判断 其实此文并非没有对《报告》作一全景式评述，行文中不断地纵横前后，为其立论挑选例证。这里我姑妄“大胆假设”一下，孙焘读到下编第334页开始的第七章第三节“艺术学的理论模式：‘以论带史’与‘以史出论’”，于是蓦然悟出《报告》的“主旨”（这对于作者来说算是有心得，但对于《报告》主旨来说确实太偏离），而且沿着自以为得之的“主旨”，下了一个对《报告》来说完全是错误的判断：整个《报告》是重史轻论！于是以此为主题，在《报告》的前前后后去挑选对自己的立论有用的事例，完成整个批评宏文。 这里且对孙焘所谓《报告》的“重史轻论”一一进行申辩。先看其对“重史”的责难。 一看《报告》的书名，《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艺术学》，谁都应该知道，这是一本写史的书，写史的书不重史，岂不是文不对题？而对一部写史的书指责其重史，总觉得怪怪的。因此，孙焘对《报告》的批评不应该是重不重史的问题，而应该是怎样写史的问题。《报告》上编“艺术学三十年学术发展概况”是写史，分三章写三个时期：走出“文革”与艺术学的多重演进(1978-1985)，解放思想与艺术学的形式更新(1985-1990)，社会转型与艺术学的多元互动(1990-2008)。一个好的批评应该指出，第一，这三个时期的划分及其主要论题是否有不当之处；第二，对三个时期中每一方面大论题和小论题是否有不当之处；第三，对每一方面论题的呈现叙述方式是否有不当之处。细读孙焘全文，对第一方面没有（实对实的）提问。在第二方面，提了两个问题，一是： 缺乏对艺术学历史沿革的背景考察。社会整体环境的影响无论有多大，毕竟是“外因”；中国艺术学之所以具备今天的面貌，更多地还是受到在改革前基本奠定的学理资源、讨论平台乃至教材话语等“内因”的影响。《报告》对这些方面的关注不够充分，影响了分析问题的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