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60年文学理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建国后十七年以及十年“文革”；新时期；20世纪90年代初到新世纪，划分这三个阶段的依据在于它们各自形成了一定的理想诉求并受其主导。总的说来，十七年以及十年“文革”文学理论为政治诉求所主导，新时期文学理论为审美诉求所主导，90年代初到新世纪文学理论为文化诉求所主导。这三个理想诉求的嬗变，勾勒出共和国60年文学理论清晰的发展轨迹。 一 政治诉求 建国之初，在文学理论的指导思想上采用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最早是1932年由苏联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提出，后经苏共中央政治局最终确认的，于1934年9月1日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中正式提出。这一概念早在1933年就被介绍到中国，是中国进步文艺界并不陌生的概念。在1951年11月到1952年7月历时大半年的整风学习中，苏联有关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的文件是指定的学习文献。随着整风学习的深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在中国文艺界人士那里已经深入人心。1953年9月第二次全国文代会的决议中，明确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我国文艺创作和批评最高准则的至上地位。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口号在苏联人那里原本就带有浓厚的浪漫精神和革命幻想的色彩。日丹诺夫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讲演中就提出：“苏联文学应当善于表现出我们的英雄，应当善于展望到我们的明天。这并不是乌托邦，因为我们的明天已经在今天被有计划的自觉的工作准备好了。”① 翌年时任苏联作家协会主席的高尔基在一次会议的讲话中说，我们不仅要知道两种现实，即过去的现实和现在的现实，而且还必须知道“第三种现实——未来的现实”；“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会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是什么”②。这种理想主义倾向不能不影响到当时的中国的文学理论。周扬1953年在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对此作了具体说明：“我们的现实主义者必须同时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认为在具体创作中，作家为了突出表现英雄人物的光辉品质，有意识地忽略他的一些不重要的缺点，使他在作品中成为群众所向往的理想人物，“这是可以的而且必要的”③。可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早已在我国建国之初的文学理论中留下了伏脉。 由于中国政治状况的特殊性，也由于中苏之间存在的芥蒂，中国在意识形态包括文艺政策方面一直致力寻找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路径和方法，“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就是在这一政治背景下提出的。“两结合”的出台是在1958年。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扬作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的发言④，首次公开了毛泽东关于“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讲话精神。“两结合”是民族化、本土化的东西，对于文学理论中国经验具有总结意义，同时也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基于1958年前后特定的国际、国内形势，“两结合”的提出，更多对于“革命浪漫主义”的重视，中苏之间的龃龉日益公开化，国内“大跃进”运动的轰轰烈烈，其间涌动的种种政治激情为这一文艺创作方法的构想抹上了一层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表达的是一种建立在理想化“峰顶”之上的政治诉求。早年高擎浪漫主义大旗的郭沫若此时兴奋地说：“多少年来浪漫主义不大吃香，经过毛主席这么一提，浪漫主义的身价才不同了。我觉得浪漫主义实际上就是理想主义。”⑤ 这种政治化、理想化的诉求在文学艺术领域盛炽一时，当时不仅工农业要“放卫星”，而且文艺也要“放卫星”，《红旗歌谣》就是典型样本。在1960年7月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作为当时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得到正式确认。它体现了中国决策层决意摆脱苏联意识形态影响，独树一帜构造文艺工作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的意图。此时虽然还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说法，但实质上其原先拥有的主导地位已经为“两结合”所取代，后来随着中苏政治斗争的公开化，“两结合”确立了在中国文学理论中的正统地位，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终于遭到了废弃。 由于政治氛围的日趋严紧，“两结合”所内涵的强烈的政治诉求成为此后文学艺术领域的“路线斗争”之源。由于对于革命浪漫主义的过度倾重，“浮夸风”也刮进了文艺创作之中，出现了一些脱离生活、想入非非之作，为了纠偏，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的邵荃麟1962年8月在“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反对浮夸的浪漫主义，主张“现实主义深化，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强大的革命浪漫主义，从这里去寻求两结合的道路”⑥。其实邵荃麟的意见也是有秉承的⑦，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并无不当之处。但在1964年文联整风时却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被指责为曲解了“两结合”这个“最好的创作方法”，用“现实主义深化”来取代“两结合”，不要革命浪漫主义了，成为“抽掉了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的现实主义”，继而被扣上了一大堆政治帽子。此后不久在林彪、江青炮制的《纪要》中将邵荃麟的“现实主义深化”和“中间人物”论连同此前就曾遭到批判的何直（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周勃等人的“写真实”论等列入文艺战线的“黑八论”，予以严厉的批判和无情的打击。 从“两结合”创作方法的形成及其实践这一个案可以见出这样几点：一、“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出与中苏意识形态斗争有关，虽然其中不乏对于历来文艺经验的总结，但这主要是为意识形态斗争服务的。二、“两结合”对于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倾重也有其特殊的理论背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影响无疑是背景之一，尽管后来它被搁置被取代，但其理想主义倾向作为一种心理定势依然不散。因此有学者指出：“当时在理论界关于‘两结合’的观点和当时苏联讲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并没有什么质的区别。”⑧ 而后来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被搁置被取代，已如上述，乃是另有原因。三、“两结合”创作方法也是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应运而生的产物，当其在实践中被庸俗化时，很容易将在小农经济土壤上孳生的夹杂着狂热、空想和浮夸的乌托邦幻想当作政治理想来追求，也当作文艺创作的理想境界来加以崇尚。“两结合”创作方法凸显“革命浪漫主义”成分，带有强烈的政治诉求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而这种政治诉求对于其间文艺理论的起起落落的深层操控作用便有迹可寻，而当时其实是值得肯定的现实主义的倡导者们恰恰遭受残酷的政治批判和组织处理，其原委也就不难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