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处于困境，文学面临危机，文学已经衰落……这类言论可谓老生常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今文学的真实境况。困境与顺境、危机与生机、衰落与繁荣通常是交替或并存的，从古至今，文学不断地自我调整、改良，有很强的灵活性、适应性和生命力，何曾沦落到消亡（终结）的地步？文学消亡论令人不爽，作为热门话题，却也体现了人们对文学未来的关注和对文学命运的担忧。这个话题，在台湾、香港早有论及，在国外则由来已久。 一 1992年9月3日，台湾《联合文学》月刊主办“文学的未来”座谈会，有几位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到会，对文学的未来加以预测，提出一些悲观或乐观的看法，没有直接得出文学消亡的结论。① 1992年9月12至14日，台湾《联合报》刊出以“文学又死了吗”为题的座谈纪实，“文学会不会死亡”是与会人士共同关心的问题。1992年11月3日，香港岭南学院召开“文学的将来及华文文学的前途”讨论会，议题包括“文学会不会死亡”，有几篇发言稿陆续发表在《香港文学》1993年1月号、5月号，《香港文学》的几位读者也撰文参与讨论。《香港文学》主编刘以鬯猜测道：文学会死，也不会死。他明知这种讲法是自相矛盾、不合逻辑的，却仍担忧事情会有这样的发展，他对“文学会被电视淘汰”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电视既然不能淘汰电影，电视、电影也不会淘汰文学，他担心文学可能会被文学淘汰。也就是说，严肃文学可能会被垃圾文学淘汰。他忧虑地说，严肃文学已被逼在壁角，这种情形要是不改变的话，严肃文学终有一天会死亡，到那时，文学商品就会戴上文学的假面具，填补严肃文学留下的空位。② 刘以鬯的猜测使内地读者刘介民颇有感触，他想起韦勒克（Wellek）提到的“文学末日”、“文学之死”、“文化穷途”等语，在批评现代社会淫靡虚浮、价值颠倒、是非混淆的弊端时，他乐观地指出：商品文学、低级庸俗文学不能替代严肃的纯文学，文学商品也不会带上文学的假面填补严肃文学留下的空位，对文学受到现代科技、影视的冲击大可不必过分担忧，影视不会代替文学。③ 对严肃的纯文学的未来，我们不乏乐观的理由，但这不是盲目或无条件的，因为严肃文学或许到了需要人们全力保护和支持的时候，不能任其在危机中自生自灭。刘以鬯所担忧的文学会死，也就是严肃文学会死。这种担忧既不必过度，也难以消除。香港学者黄维樑在《信报》上强调文学不但受到影视媒体的威胁，还受到其他文化活动的威胁，他说：“虽然文学仍然存在于文学史、文化史，存在于图书馆、大学讲堂，存在于书店，存在于还存在的文学期刊；不过，社会愈富裕，读文学的人就愈少，已成为现代的一条定律了。”④ 早年在香港生活和写作的“沙爹诗人”原甸更是直截了当地写道：“我们的诗死了／死在电视机前／死在‘功夫’的拳头下／死在造爱的镜头边／死在武侠小说的剑锋上／死在言情小说的泪水和唇膏里／死在新潮音乐的噪声中……”⑤ 据说近年香港的情况是，纯文学的读者不多，批评家更是少之又少，商品化的社会使纯文学的作品走向绝境，因为香港的读者大多都被影视艺术和漫画作品吸引过去了，即使还有的话，也热衷于通俗文学或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历史小说和科幻小说，或钻研于实用书籍如家庭实用知识这类读物，或沉迷于垃圾文学如诲淫诲盗、渲染色情暴力的劳什子，还有狗经马经这类当代必不可少的都市文化。⑥ 显然，加强创作力量，提高作品魅力，培养读者群，是严肃文学的当务之急，这需要很多人、很多部门长期不懈的努力。 香港作家王一桃对刘以鬯“文学会死，也不会死”的猜测作出回应，他说：如果社会见死不救，作家坐以待斃，文学就会死；相反，如果社会和作家都正视问题，面对现实，努力摆脱目前香港“严肃”文学的困境，文学就不会死；今天在“文学死亡说”此起彼伏之际，只要大家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既重视面临的困境，又藐视死亡的威胁，就会无往而不胜；在“严肃”文学“将死”而未死之际，作家尤其要自信、自爱和自重。⑦ 评论家和理论家不应纷纷疏离严肃文学，不应“见死不救”，不应为文学消亡论推波助澜。 通俗文学不等于低级趣味的垃圾文学，它与严肃文学（或纯文学）之间的界线历来是相对的。我们不应夸大或人为地制造两者之间的壁垒。严肃文学不应孤芳自赏、作茧自缚或固步自封，可以达到清远而务实、内敛而开放的状态。在台湾，有论者预测说，未来的文学——如果它还存在，会以许多其他的形式存在，比如跨界性题材的创作，把政治、商业、军事的题材，作现象或内在的探讨，甚至虚构化。也有人说，未来文学趋势之一是纪实文学和虚构文学的两极化，纪实报道文学加入成为文学的主流，而虚构的文学则朝更虚幻的方向走。⑧ 这两种预测都是有道理的，因为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兼有分化与融合的态势，可谓并行不悖。文学的商业性、市场价值与思想性、艺术性之间纵然矛盾重重，却并非水火不相容。文学作为大族群，品类繁盛，谱系完备，像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一样，其中的各个成员既有适者生存的竞争，又有相互依存的机缘。通俗文学中固然不乏垃圾，严肃文学中也不全是精品，两者都有清扫垃圾、提升品质的义务。两者的优劣不取决于媒介、读者数量和唯利是图的商业标准。一方热闹，热闹中夹杂着喧嚣与浮躁；一方寂寞，而寂寞不等于落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两者可以是互惠互利、前呼后应的，与其同室操戈或同病相怜，不如扬长避短、共渡难关，以免唇亡齿寒。这样，严肃文学即便不能全面复兴，却也不至于众叛亲离、萎靡不振甚或濒临灭绝。文学界应避免窝里斗（内讧、内耗），批评家在为大众化的通俗文学摇旗呐喊时，不要忘了为严肃文学的精英主义辩护。崇尚精品，抵制假冒伪劣，应是全社会的共识。 二 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国外就不乏文学消亡的言论。在1934年出版的《流放者的归来——二十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一书中，美国批评家马尔科姆·考利以惯常被称为迷惘的一代的美国青年作家的口吻发一番牢骚：文学，我们所干的这一行，是靠它的伟大的过去而活着的，“使我们感动的象征，爱情、生离死别的伟大主题都已经用过，而且枯竭了。所有一切似乎都已经说过，我们又能到哪里去找新的主题呢？文学已把全世界狼吞虎咽地吃掉了：由于缺乏营养，它正在逐渐死亡”。⑨ 他们起初只得去写边缘经验和反常事件，要不然就只得用自己的巧妙的、辩解的手法把人家说过的东西再说一遍。考利的牢骚虽有几分夸张，却也是真情实感。文学的遗产越积越多，文章最忌随人后，作家不能重复前人也不能重复自己，创新和超越是文学的宿命，而创新越来越难。这使后世作家总是处于渴望创新而又难以创新的困境中。创新性（或原创性）决定着文学的活力或生命力，关系到文学的生死。“迷惘的一代”的美国作家经历了战争和经济衰退，有在欧洲的文学流浪生涯，他们勤于读书写作，富有探索精神，幸运的是，在1920年代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文坛获得一席之地，他们使美国文学令人刮目相看。海明威等人的创新业绩可谓有目共睹。当今的文学在某些方面面临世界性的衰退，很难说创新的余地和契机究竟有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