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0)02-0089-08 在当前中国的人文学科领域，反思与重构越来越成为一种思想主潮。这种思想主潮彰显出中国的人文学科知识生产共同体的“身份”意识更加明晰，责任感和自觉性正不断强化。其所隐含的学理逻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现有体制、机制下，人文社会学科的自主性正在逐步生成，特别是在对西方新的文化危机的参照中更加倡明了民族性话语的“本真性”和生命力；二是本土学术话语的知识形态在历经了中西方不同的生产模式和“内在肌质”的对比、交融之后，需要进行螺旋式的演变，以期形成自我的超越和精神的传承。同时，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我们也需要强化这样的意识：变迁的时代与知识分子思想史的演变之间的动态倾向，恰恰反映了现代社会和人文知识分子的质感。如卡尔·曼海姆所论，“以前时代思想的目的在于自我确认和再确认，它总在追求一种可靠性，以使得人类能无条件地接受自身和自己的信仰……而现代思想的趋势却指向另一方向，其目的不再是自我确认，也不追求与既定生活条件的和谐。在变迁环境中生活的人不再以不变的、确定的观点来看待自己……我们时代的代表形象则是不断超越和重构自我……其最重要的动机是更新和变化”。① 那么，对于中国文艺学学科而言，仅仅依靠“自我确认”和“话语更新”，我们是否能够实现“超越和重构”的理想境界？新世纪以来的理论实践已然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笔者认为，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发展要在当下语境中突破既有模式、获得新的适应性，既需要学科同仁们全面“自诊”，通过梳理本学科的知识形态和话语实践作出深入的、持续的反思性研究，同时更需要采用“介入”疗法，针对学科危机的本源问题——新时期文艺学学科的知识生产，更多地予以“总体性”的判断，借助社会学考察分析的种种有效范式提供全新的知识清理视野。这种反思与重构的路径，将会因其不同于本学科内部认识论基础的“大局观”和更加契合人文知识分子思想史实际的价值理性而显现出特殊内涵与独特效用。 一 对于引入社会学反思视角透析文艺学学科发展的宏观思路，也有诸多专家述及，新意迭现。但是，其中有一个首要的学理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我们为什么要借助社会学的整体观和方法论来诠释中国的文艺学问题？我们凭什么按照自己的理论预设来使用社会学的种种方法论工具，这种做法和常见的话语移植有何质的不同？ 这就牵涉到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首先，我们需要判断当前中国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系列论域的总体指向及其社会学蕴含。毋庸讳言的事实是，伴随着多元化的社会文化语境的拓展，中国文艺学知识共同体的整体“自我认识”正在不断深化，无论是其对于文学知识本体论、发展论还是对文学主体性、学科自主性的认识都在进一步增强，关注自我成为一个潜在的群体精神需求。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自我认识的时代。这个时代与其他时代之所以不同，并非在于拥有了全新的信念，而在于不断增长的对自我的认识和关注。”②作为特殊时代、特定地域中借助审美意识形态象征化地阐释世界的精神生产者，如何自我定位、寻找终极的存在之家，已然成为文艺学学人当下的集体思考命题。与此同时，作为整个社会结构中的行动者，受内在文化逻辑和价值导向的驱使，文艺学知识生产群体也迫切地需要对研究对象的崭新特性和不同受众的文化需求予以回应，在“前瞻性”寓言的同时“被动地”作出应答，主体姿态的世俗化和客观知识的多极化特征也就由此显现了。毕竟，“当代知识分子精神状况的变迁，及其视角的支离破碎，并非像某些作者慨叹的那样，是不断增长的怀疑主义的结果、信仰的堕落，或者是无法创造一种整合的世界观。而是相反，世俗化和观点的多极化。正是因为，知识群体失去了其身份团体的地位，也失去了对时代问题作权威性解答的特权。”③当代中国文学的理论体系创新的匮乏，文学经验的世俗化、多样化及其与文学史传统的断裂、游离状态，以及文学知识生产形式的体制化、机构化，文学从业者的功利化、阶层化等，共同组成了文艺学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认识”的逻辑背景，以及在学科领域内外“说话”、争夺话语自主权和文化象征资本的群体属性特征。 我们可以看到，在近年来争论最为集中的“问题群”——中国文艺学的学科边界和定位（合法性）反思等论题持续升温的背后，学科群体的“自我认识”并不十分明确。其实，无论是对本学科知识形态的整合、知识创新的期待，还是对知识应用的划界、价值生成的考量等，其共有的潜台词就是——中国文艺学的知识生产问题需要正面解答，而任何一种“生产”恰恰又都是社会结构中的行动者的实践——“行动者的行动，是为了实现实践的目的，这个目的包含了社会与经济的利益和权利及其符号的表征”。④就生产本身而言，我们还缺乏对于自身知识生产过程的总体性、逻辑性、自省式的深刻思考，尤其缺少具有思想深度的“身份认同”（知识生产主体的自我反思）。日积月累的恶性循环导致了本学科知识生产的学理基础的严重不足，以及面对学科发展“瓶颈”时的困顿无助。而我们反观西方20世纪的文论研究，其总体态势则始终体现了“多元视界的融合”，当前更是向兼具广度和深度的“文化研究”和政治批评方向发展，在此期间理论家们保持和弘扬了清醒的学科反思意识和主体超越意识。⑤相形之下，我们30年来持续的话语“西化”，并未在根本上显示出现实的总体性和历史的逻辑性。例如：参照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詹姆逊（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的后现代研究，我们会发现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原典的中国式解读是浅显、偏狭的。这其实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本学科知识生产的学理基础的“本源性”不足。实践证明，我们缺乏对中西文论知识形态的认真清理、对中西异质性的知识生产方式逻辑性的深度阐释，尤其是缺乏对自身学科基本问题的现象学的还原。因此，从正反两方面来看，我们都迫切需要在反思学科发展中实现研究主体的自我超越。 其次，我们要进一步剖析中国文艺学知识生产的社会学本质和总体化特征。长期以来，中国的文艺学知识生产很鲜明地体现了历史化、地方化和社会化的特性。在大家的共识中，以建构文学理论、梳理创作经验和弘扬文学批评为主要任务的中国文艺学，从现代文学观念的发生期直到新世纪前后的观念整合期，在漫长的时段中其始终与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的整体变迁紧密相连，相互纠结，呈现出重视实用理性、偏于政治话语、较多地发挥了社会文化再生产功能的整体特点。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三十年文艺学走过了返正-开放-深化的历程：返正是以回归现实主义为主题纠正前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开放即以西方理论建构各种文艺学，深化则是在全球化语境下面对当代文化现实，与西方对话。”⑥而在这一历程中，中国文艺学自身的知识生产问题，却极少被纳入一种“文化再生产的社会场域”的视野下进行自我解剖。同时，深植于学科知识建构过程的学者们的“集体无意识”特征、习性生成等问题也没有得到深刻的昭示。对于文艺学学科的从业者、当事人来讲，这是历经着历史事实的我们最应该直面的“原点”问题。只有既思考社会文化场、文学场和文艺学学科场域的各自“占位”与相互关系，又审视本学科知识生产的整个机制、整体过程，我们才能对本学科的知识生产问题进行全面的考察和逻辑的清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