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的礼仪属性及其元文学理论意义

      春秋时代的“文言”运动与在此之前的礼乐文化建设有着内在、必然的联系。属于庞杂礼仪系统的古代礼辞实际上早已表现出“文言”的诸多特点，体现出中国早期文坛的语言特色。各种不同类型的礼辞一方面自觉执行着诸多既定的礼仪规范，同时也不自觉地遵循着语言逻辑的运行规律。礼辞的语体特征、修辞方法、修辞语境等因素足以显示，礼辞的运用实质上是一种“文言”活动，是一种早期的语言修辞和文学实践。伴随着“肃雍和鸣”的钟鼓乐语与揖让周旋的仪态仪容，一种特殊的语言艺术在浓浓的礼乐声中悄悄出场。礼仪的需要为语言的发展提出了特殊要求，语言形式的革新又为语言修辞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文言”理论的成熟成为礼仪制度发展和完善的重要标志，同时也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实践的舞台和理论支持。“文言”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实践，在礼的政治、伦理背景中，不仅体现出浓郁的礼仪属性，同时也显示出早期中国文学活动的特点和某种原型态。礼辞视野里的“文言”具有文学语言的示范意义和文学发展的理论意义。

      一 “文言”：一个源于礼仪实践的元文学理论命题

      孔子说“文以足言”，又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①。基于先秦时期“文”含义的复杂性，现代学者对“文言”含义多有误解。何谓“文言”？历代学者其实早已做了细致的考证和明确的阐释。

      唐陆德明《周易音义》云：

      文言，文饰卦下之言也。

      《周易正义》孔《疏》云：

      《文言》者，是夫子第七翼也。以乾坤其《易》之门户邪，其余诸卦及爻，皆从乾、坤而出，义理深奥，故特做《文言》以开释之。庄氏云：“文谓文饰，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饰，以为《文言》”。

      阮元《文言说》云：

      许氏《说文》：“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左传》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此何也？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愆误，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诵，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始能达意，始能行远……

      孔子于《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为文章者，不务谐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惟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文言》数百字，几于句句用韵。孔子于此发明乾坤之蕴，诠释四德之名，几费修词之意，冀达意外之言。《说文》曰：“意内言外也。”盖词亦言也，非文也。《文言》曰：“修辞立其诚。”《说文》曰：“修，饰也。”词之饰者乃得为文，不得以词即文也。②

      刘师培《文章原始》云：

      春秋之时，言词恶质，一语一词，必加修饰。《左传》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又曰：“非文辞不为功。”文辞，犹言文言也。自注云：“《说文》曰：‘词，意内言外也。’是词与言同，文言即文饰之词也。”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云：

      所谓文者，盖复杂而有组织，美丽而适愉悦者也。复杂乃言之有物。组织，斯言之有序。然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故美丽为文之止境焉。③

      时春秋百二十国，孔门弟子三千，所占国籍不少，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如使人人各操国语著书，征之载记，齐语鲁语，已形扞格，更何论南蛮舌，如所称吴楚诸国。故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④

      孔子以前有言有文。直言者谓之言，修辞者谓之文。⑤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又云：

      所谓“言之有文者”，即阮元所谓“寡其词，协其音……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之言也。⑥

      “修辞者谓之文”、“词之饰者乃得为文”，“文言”，即对语言进行文饰和修饰。如果我们承认文学是一门语言的艺术，同时也认为“文言”即是经过文饰和修饰之语言，那么，“文以足言”也许可以算作是中国古代文论史上最早关于“文学”并广泛运用于实践的理论命题。虽然在当时环境下不可能产生和今天一样的纯文学观念，但这种自觉的修辞意识和明确的理论诉求已明显的具有文学理论的启蒙意义，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的发展进程表明，“文以足言”是一个颇具原型意义的元文学理论命题。大约一千年以后，刘勰正是在圣人的启示下创作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伟大的文论经典⑦，并在首篇中就提出“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的文论警示。作为“文之枢纽”的《原道》、《徵圣》、《宗径》、《正纬》、《辨骚》五篇，更是在继承孔子文言说的基础上，以言辞为中心构建起系统成熟的文言理论，成为刘勰贯彻全书的根本论点和组成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内容。

      然而，这一具有原型意义的元文学理论命题首先并不是针对文学创作的理论概括，而是出于纷繁复杂的礼仪实践的需要。在远古洪荒的漫长年代里，“唐虞之世，辞未及文”⑧。随着西周大规模的礼乐文化建设，一场史无前例的“人文化”思想运动使人类在获得物质满足的同时，逐步要求实现人主体精神的“人文”化。自然之“文”作用于人，再经由每一个个体外化到社会群体，推而至人的劳动工具、日常器皿、生活环境，进而至于整个社会，最后形成整个社会的人文大环境。“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使人“文”化，礼的实践宣告中国古代社会开始正式走向新的文明进程。与古代西方社会依法而治的传统不同，礼对社会和人的“文”化走的是一条充满诗意的艺术化之路，礼使人获得了一种诗化的、艺术化的生存方式，“礼使人处于诗与艺术之中”⑨。礼的诗性及其艺术特性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徐复观认为：“礼的最基本意义，可以说是人类行为的艺术化、规范化的统一物。”⑩冯友兰指出：“在礼节、礼仪的意义上，礼有另一种功能，就是使人文雅。在这种意义上，礼使人的情感雅化，净化”、“礼本来含有不少迷信和神话，但是经过儒家的解释，这些方面都净化了。其中宗教成分都转化为诗。所以他们不再是宗教的了，而单纯是诗的了”、“丧礼、祭礼的意义都完全是诗的，而不是宗教的”(11)。礼的诗性特征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方式，诗和政治的连接使得古代中国的政治运行具有明显的诗性特征，各种艺术形式则饱含着鲜明的政治、伦理倾向。就文学思想而言，语言的艺术化运用随着礼仪的需要不断兴起，文言理论也随着礼制的完备而逐渐成熟，“文辞以行礼”(12)遂成为上流社会的语言时尚。“言语之美，穆穆皇皇”(13)、“动作有文，言语有章”(14)、“其容不改，出言有章”(15)，优雅的言辞和君子威仪成为周代社会人格和语言的示范，同时也成为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早期实践和理论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