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09)06-0043-07 从《荷马史诗》、《埃涅阿斯纪》、《神曲》到《失乐园》，西方叙事诗史见证了一座又一座的丰碑。在人们认为叙事诗日渐式微，小说日益兴起的18、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们横空出世，他们的多部叙事诗作品如群星般璀璨，其中，拜伦又因其影响之大而尤为瞩目。拜伦的叙事诗不仅对普希金、巴尔扎克、奥斯丁、薇拉·凯瑟、奥登、库切、巴赫金等一大批作家和文论家，而且对尼采、德拉克洛瓦、罗伯特·舒曼等哲学家、画家、音乐家产生了实际的、深远的影响。拜伦诗歌中的叙事诗不仅数量多，而且技巧高，其诗歌中夹叙夹议的方式、写景加抒情的成分、明显的讽刺意味以及对口语化的伸缩性较大的意大利八行体的创造性运用等特点，均使诗人成为西方叙事诗史上当之无愧的大家，在西方叙事诗史乃至世界叙事诗史上拥有自己独特而崇高的地位。本文拟以拜伦的代表作《唐璜》为例，来说明诗人对西方叙事诗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一、从抒情到叙事的转向 拜伦的《想从前我们俩分手》、《雅典的少女》和《她走在美的光彩中》等抒情诗已广为传唱，他的抒情诗也分别被收录在《闲散的时光》(1802-1807)、《随感》(1807-1814)、《希伯来歌曲》(1814-1815)、《家室篇》(1816)以及《随感》(1815-1824)等诗集中，抒情诗的创作贯穿了诗人的整个创作生涯。即使在拜伦的讽刺诗和叙事诗等诗歌体裁的创作中，也不乏精彩的抒情片段，但抒情诗并非拜伦诗歌作品最精华的部分。在《简明剑桥英国文学简史》中，关于拜伦有如下一段评语：“只是在纯抒情诗方面，拜伦稍见逊色；所以读者不应从选本中去了解拜伦。《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审判的幻景》和《唐璜》这三部诗集就足以使任何有鉴赏力的读者深信：拜伦不但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而且世界永远需要这样一位诗人去嘲笑那卑鄙的事物，并且激励那高尚的事物。”[1](P17)这不仅是对拜伦叙事诗的高度评价，也是对诗人社会关怀的褒奖。 纵观拜伦的诗歌创作历程，其中经历了从抒情到叙事的转向，确切地说，是从抒情诗到融叙事、描写、议论、抒情、讽刺于一体的叙事诗的转向。这一转向应当是多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是诗歌史方面的原因，西方诗歌的叙事传统由来已久，抒情诗总体来说为诗人们和文论家们所忽视。“在各种诗歌类型中，抒情诗一直被当作微不足道的一种而置于不顾，……人们认为抒情诗缺乏气势，也产生不了有益于人的效果，它的题材主要只是作者的自我感受，代替不了其它诗歌成分。”[2](P126-127)尽管气势宏大的抒情诗曾时来运转，但在地位上仍然没有超越过叙事诗。此外，通过对西方拜伦研究状况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对拜伦抒情诗的研究只占到其中很小的比重，也就是说，批评家们对拜伦的抒情诗给予的关注也远不如其叙事诗作品。 拜伦诗歌创作的叙事转向与诗人自身的生活阅历及其艺术技艺的成熟也是息息相关的。1807年，拜伦的第一本抒情诗集《闲散的时光》出版了，不久就遭到英国文坛权威杂志《爱丁堡评论》载文的猛烈攻击。对于此次失败的原因，拜伦的结论之一便是“情诗”最易招致反对。盛怒之下的拜伦开始刻苦研习德莱顿和蒲柏的讽刺诗，预备以撼世的长篇力作来取代抒情短诗，以还击《爱丁堡评论》对他的无情嘲讽。1809年出版的《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便是拜伦两年来卧薪尝胆的成果。自此，拜伦在英国诗坛上锋芒初露。1812年，《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一、二章的出版让拜伦一夜成名，很快他便享誉全欧；之后三年间，拜伦的《东方故事诗》相继问世，其重版之频、销量之大，令世人震惊；1819年至1824年间，《唐璜》各章节相继出版，这是一部兼叙述、描写、议论、抒情与讽刺为一体的叙事诗，作为拜伦诗歌的巅峰之作，全面展示了拜伦的思想感情和诗歌技艺。拜伦有意要在《唐璜》中“一反惯例”，创作出超越前人的史诗性叙事诗作，诚如诗中所说：“史诗的叙述法通常就是这样，但我却要从头说起，一反惯例；我的布局规定有严格的章法，若竟胡乱穿插，岂不坏了规矩？……”[3](P14)读过《唐璜》之后，我们不能不承认：拜伦的诗歌叙事艺术确定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当然，《唐璜》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它是拜伦人生经验和艺术修养都日臻成熟的结果。在人生经验方面，主要有两点：第一，《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让拜伦一夜成名，在英国社交界红极一时，后因叛逆激烈的言行和私生活上的问题受其政敌的攻击，拜伦愤然离国。从比利时到瑞士、从米兰到威尼斯再到拉文纳、从费拉拉到佛罗伦萨再到罗马……正是这样的亲身游历为拜伦叙事诗中的写景和游记成分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此外，生活的变故也让拜伦对于生活和人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第二，拜伦在意大利参加了烧炭党人的地下抗奥活动，因此，对英国上层社会的炎凉世态和欧洲大陆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有了亲身的体会。正是基于自己的亲身体验，拜伦才能对英国资产阶级的守财奴嘴脸及其对他国政治的粗暴干预，才能对英国上流社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真实面目，做出那样淋漓尽致的揭露和讽刺，也才能对意大利和希腊等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的命运给予那样深切的同情和关怀。拜伦在给穆尔的一封信中写道：“你生活在社会的熔炉旁，就不可避免地受其热能与蒸汽的影响。我就曾受过这种影响，并且非常大，足以给我整个未来的生活打上印记。”[4](P251)社会对拜伦的人生，包括其写作生涯的深远影响不言而喻。在艺术修养方面，王佐良认为：拜伦写作《唐璜》时，已从初期的抒情诗、故事诗、记游诗、诗剧进到讽刺诗，风格也从绚烂归于平易，能够写得得心应手了。[3](前言)笔者以为，在《唐璜》创作期间，尽管拜伦也在尝试其他类型的诗歌，并完成了多部历史剧、诗剧和讽刺诗，但拜伦从未放弃他对叙事诗的偏好，而作为集拜伦诗艺之大成的叙事诗《唐璜》显然成为拜伦后期诗歌创作的重心，这一阶段的创作不是单纯的讽刺诗所能代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