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93（2009）03－0066－06 我是30年来中国文艺批评的亲历者，也是热情的参与者，呐喊者。虽然谈不上有多么了不起的实绩与贡献，但却没有偷懒，没有苟且，没有落荒，无论遇到过怎样的艰难险阻，付出过怎样的代价，都始终保持了进取的姿态，力求保持着与历史大潮一致的取向。所以，可以说，我也像许多勤勉的前辈和意气风发的后来者一样，把自己的生命对象化列这个历史阶段的中国文艺批评中去了。功也罢，过也罢，都已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只能任人评论，包括同代人和后来人。至于大的文艺批评主潮的30年风云激荡，30年长足发展，30年沧桑变迁和突飞猛进，30年艰难曲折和经验教训，我当然也有自己的看法，但那充其量不过是一孔之见，一得之愚罢了。如果要对30年文艺批评，作全面、系统、科学的评价，那就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深入地进行研究，而后得出有学理性的结论。但那就不是一篇短文所能承担的了，而是需要一大本，乃至若干大本学术专著去完成的。 现在就来谈谈我们“一孔”和“一得”，也可以说是“30年中国文艺批评之一瞥”。 春寒料峭的早春时节 改革开放30年，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的，即从1978年的12月到现在。这是按政治路线的转折进行划分。但作为这次全会的思想准备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和以这个讨论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却在此之前就已经风起云涌，漫过以文化知识者为代表的一代中国人的头脑，由其先知先觉者提领风骚。文艺，包括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从一开始，就处于思想解放的前沿，与真理标准的讨论，保持了基本同步的态势，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中坚。 新时期文艺的开端，实际上要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浩劫的“文革”算起。从“文革”结束，到改革开放早期的八十年代初，大约四、五年的时间，可以称之为新时期文学的早春时节。沐浴南池，春风送暖，春意萌动，但严冬并未最终褪尽。绵延差不多二十年的“左倾”错误和弥天“左”祸，在观念形态领域，在人们的头脑里，仍有极大的惯性力量，不时吹来一股股寒风，给刚刚露头的文艺的新苗、新绿，以极大的杀伤，人们差不多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极大的阻力，都伴随着激烈的争论。文坛艺苑，风一场，雾一场，雨一场，常见料峭春寒，但春风频至，生机勃发，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最终阻挡文学艺术的春天的到来。所以，我称之为早春时节。 这个时期，文艺批评面临着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另一方面又要与文艺创作的新题材、新趋势、新潮流保驾护航，任务是艰巨的。 所谓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是指对于以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为纲领的极左文艺理论、路线、方针及其流毒的清算。通过这一清算，使文艺理论、文艺批评、文艺创作，特别是党用以指导文艺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回到被长期偏离的正确轨道上来。文艺批评家针对极"左"的所谓在上层建筑包括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论证了真正全面贯彻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迫切性、必要性，倡导艺术民主和创作自由，强调尊重艺术规律；批评“主题先行”的论调，讨论以形象思维为主要表征的艺术创作的特殊规律。与此相应，是理论批评界掀起了长时段持续的“美学热”，并开始大量引进西方的美学理论和著作。李泽厚是这方面的重要代表。 文艺批评一端连接着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一端连着文艺创作的实践。文艺批评摆脱了极“左'环境下或处于被批判被整肃的地位，或沦为极左路线的打手和吹鼓手的尴尬，不再推波助澜，助纣为虐，以鸣鞭为能事。它一方面用新的观念，新的方法武装自己，一方面尽着自己的天职，密切关注文艺创作的动向。在新时期文艺早期的料峭春寒中，文艺批评实际上是刚刚从初融的冻土下探出头来的新苗的保护神和辩护士，是盾牌和锋芒。 现实主义曾在“文革”中受到致命的摧残；“五四”以来，以现实主义为主潮的新文学创作，它的许多经典作品，在“文革”中绝大部分被否定；大批操现实主义枪法的作家、艺术家被加上莫须有的“黑帮”、“黑线”的罪名，被戴上各种“分子”的帽子关进了“牛棚”；坚持现实主义美学观念的文艺批评家和他们的具有真知灼见的理论主张，也遭到与现实主义作家作品同样的命运。在被“四人帮”及其文化打手们反复批判的所谓“黑八论”中，至少有四论，即“现实主义深化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中间人物论”和“写真实论”，是与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有关系的。因此，摆在作家、艺术家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从“四人帮”设置的瞒和骗的魔障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回归现实主义。在文学领域最初是以刘心武《班主任》为代表的被对手加上“伤痕文学”的恶谥的现实主义创作潮流、严文井称之为“潮头文学”，同类作品较为重要的还有《枫》、《铺花的歧路》等，批评家为这类作品做了充满热情的辩护，指出了这个潮流，真实反映了人在“文革”中的受难和抗争的历史意义和价值，论证了它的深刻的现实主义性质，从而使“伤痕文学”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正面的阶段性历史称谓。在戏剧界，《丹心谱》最早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吹响了现实主义回归的号角。导演梅阡要求演员一踏上舞台就要把生活带进来，一切要从生活出发。朱寨在《文艺报》复刊第一期上，以《从生活出发》为题，发表了长篇论文予以肯定。《丹心谱》以及在此前后的《于无声处》、《有这样一个小院》等，也都可以划归“伤痕文学”的艺术潮流。在美术界，连环画《枫》，还有四川青年油画家程丛林以文革武斗为题材的绘画等，也都可以从这个艺术潮流的角度来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