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恰慈①(Ivor Armstrong Richards)是英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教育家，为剑桥现代英语文学课程的开创者之一，“实际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新批评”学派的主要理论先驱，对20世纪英语世界的文学批评和文学教育有着重要影响。同时，他也是中英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曾多次来到中国讲学和推广基本英语(Basic English)②，其中以第二次即1929-1930年在清华、北大、燕京等校讲学这次停留的时间最长③，期间瑞恰慈在清华大学讲授“第一年英文”，“西洋小说”，“文学批评”，“现代西洋文学（一）诗，（二）戏剧，（三）小说”等课程④，同时也在北京大学讲授“小说及文学批评”等课程⑤，又于1930年秋季任燕京大学客座教授，主讲“意义的逻辑”与“文艺批评”⑥。任教期间，瑞恰慈与吴宓、王文显、叶公超、李安宅、黄子通、温源宁等诸多中国学人时相过从，并多有交流与合作。瑞恰慈的《文学批评原理》(Th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实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等著作在中国的翻印本曾风行一时，《科学与诗》更是有多个中文译本，他的文学批评思想对20世纪20-40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界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众多学者都自承读过他的作品，也有不少学者著专文讨论他的作品，更有学者受其启发，运用他的文学思想来研究中国文学。对“瑞恰慈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近些年研究渐多，但大多集中在理论的发挥上，而疏于史实的梳理和考察。有鉴于此，本文着重对瑞恰慈文艺思想在现代中国传播的历史线索进行了再梳理，⑦并对一些含糊不清的情况略做辨正，以期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提供一个比较完整和可靠的文献学基础。 一瑞恰慈论著在院校的流传与译介 瑞恰慈的批评论著原是为了满足英国大学文学教学之需而写的“实际批评”，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高等院校文学教学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加上瑞恰慈来华任教，因此他“科学的”而且便于实际操作的批评论著也就特别引起了中国学院师生的关注。据笔者所见，1929年北京大学“图书馆新到西文书”中即有瑞恰慈的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⑧。同年7月20日出版的《华严》杂志第7期上就刊登了伊人所译《科学与诗》的广告，其中特别提到《科学与诗》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雷嘉茨I.A.Richards之名著。雷氏尚著有批评原理及Practical Criticism等书，为英国当代之大批评家。现雷氏已应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之聘，来华讲学，我们对于雷氏之思想更不能不有相当之了解。此著为雷氏讲诗与科学之专著，当此‘科学的文艺’高唱入云之际，我们对于其关系，应有更清楚的认识”，从这些不无宣传意味的用语中可以略窥当时中国学院师生对于瑞恰慈的热情期待。1928年进入燕京大学英文系的吴世昌在写于1935年的文章中曾提到，瑞恰慈的名字在30年代初的北平曾盛传一时，在市场上可以买到其《实际批评》的廉价翻版书，⑨直到抗战爆发前夕，水天同（他曾经师从瑞恰慈）还说：“瑞恰慈教授(Professor I.A.Richards)的实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New York，1929)一书，中国的翻印本充斥市场已数年矣，但是书中的道理似乎并未经人注意。”⑩ 也就在这一时期，瑞恰慈的论著得到了集中的译介。单是《科学与诗》就先后出现了两个完整的中文译本(11)：伊人的译本（北平：华严书店，1929年6月初版，印数1500本），标明“I.A.Richards著，伊人译”；曹葆华的译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初版），标明“瑞恰慈著曹葆华译”，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后来缪灵珠（朗山）又有一个译本，收入《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四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章安祺编订，1991年5月版）。瑞恰慈的Science and Poetry的初版是1926年，1935年出版了修订本，1970年出版新版，名为“Poetries and Sciences:A Reissue of Science and Poetry”，实为一个评注本。伊人和曹葆华的两个译本都是译自1926年的这个版本。按照伊人译《科学与诗》版权页的信息，该书是1929年6月初版，书上只标注了瑞恰慈的英文名，没有使用中文译名。伊人的译文在由华严书店正式出版之前曾在《河北民国日报副刊》第114期至120期(1929年5月15日至1929年5月19日）连载过。 这里有一个小问题：最初翻译《科学与诗》的“伊人”究竟是谁？ “伊人”无疑是个笔名，因为有一部《沫若文选》（该书封面上题有“现代中国文学创作家”，下署“上海文艺书店出版”，扉页署“清秘馆主选沫若文选，文艺书店版”“一九三一年六月一日出版”）曾经收入了伊人的《科学与诗》的中译本，由此导致伊人即为郭沫若的误解，从30年代一直延续到当下。(12)其实，细看《沫若文选》会发现不少疑点：第一，该书收录了已经确定是郁达夫所写的《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同时收入的另一篇文章《文艺观念十家言》，据解志熙考证，应是于赓虞的文章(13)。第二，这部《沫若文选》序言与光华书局1929年出版的《文艺论集》（版权页注明：一九二九年五月订正，一九二九年七月四版）的序言基本雷同，前者不过是将后者中“偏偏我的朋友沈松泉君苦心孤虑地替我了拢来”改为“偏偏我的朋友清秘馆主苦心孤虑地替我了拢来”，所署时间和地点从后者的“民国十四年十一月廿九日，上海”改为“民国廿年六月一日，东京”，而且，该书的篇目与《文艺论集》也大部分相同。第三，在《沫若自选集》（自选集丛书，上海乐华图书公司印，1934年）的序中，郭沫若交代应乐华书局的要求，提交了一个生活和创作年表，其中1929年译有《石炭王》与《屠场》、《美术考古学上的发现之一个世纪》，丝毫没有关于《科学与诗》的只言片语。由此我们可以基本断定， 《沫若文选》是不法书商胡乱编选的盗版书籍。然则“伊人”究竟是哪位作家的笔名，因为文献不足，目前还难以确考。不过，从伊人的译本由于赓虞主持的华严书店出版并在于赓虞主编的《华严》上进行广告宣传，而且也有署名“伊人”的文章在于赓虞主编的《鸮》上刊载过，似乎可以推断，伊人和当时集结在于赓虞周围的文学小团体有较为密切的联系，甚至不排除伊人就是于赓虞本人的可能。顺便说一句，伊人的《科学与诗》译本出版不久，就有署名“闲”的作者在1930年3月10日、24日的《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13，115期）上发表文章《评伊人译科学与诗》，批评伊人译本“甚惜其不能明白晓畅，而错误所在皆是”，行文间语气颇为严厉。其实“闲”对伊人的批评也不无可商之处，但笔者还未见到伊人的反批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