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8）04－0137－09 一 文艺理论作为对文艺活动反思意识的成果，虽然有很长的历史，但是对于它的性质和价值，不但迄今尚未为我国文艺理论界许多学者完全认识，甚至还存在着较为深重的偏见和严重的误解。 理论的反思功能就在于它的核心是一个观念的问题，是对事物居于理性水平上的认识。它不同于经验水平的认识，就在于它反映的不是事物外部复杂多变的关系，而是事物的内部的、相对稳定的联系；不是事物的现象，而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个认识始于柏拉图，他认为具体事物是不停地运动着的，是一个生成的过程：“生成的事物是从某个本原生成的”，而“本原的是不属于生成的”，① 它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永恒不变的，不是凭人的感觉所能把握的。只有“在每个事物中把握住了自身同一、永恒不变的人才可以说是有知识”，② 这就需要借助思维的力量，从而出现了推崇理性而贬低经验的倾向。亚里士多德继承和发展了柏拉图的这一思想，他认为“感觉不是智慧”，因为“有经验的人只知道是什么却不知道为什么”，只有“研究最初原因和本原才称之为智慧”，③ 所以他把探究事物的本原看做是他的“第一哲学”的任务，是一切学问中最高的学问。这样就确立了把理论视作超越于经验认识水平之上的一门形而上的学问的思想，从而形成事物的现象与本质二分对立的古希腊主流哲学的思维方式，这思想很长时间以来支配着我们对理论的理解。 怎么来看待和评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见解？我觉得对于事物的认识过程，不管是从个体还是人类的角度来看，总是从现象开始逐步深入到本质、从外部联系而逐步深入到内部联系的。所以，从哲学上提出认识要从现象深入到本质，这无疑是人类对世界认识不断趋向自觉的反映，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一大贡献。问题在于他们把两者完全分割开来、对立起来，把人们对于具体事物和现象的认识看做只是一种“意见”而非“真理”。因为一切个别的、偶然的、变动不居的现象世界的东西是“既不恒久，也不出于必然或经常出现，它纯粹是偶然的”；而“一切科学都以恒久存在的东西为对象，或者是经常存在的东西，这里决不包括偶然性”。从而把现象世界的东西都视为非存在的排斥在科学系统之外，④ 这就把事物的本质抽象化、凝固化了，而不知道世界上没有离开具体事物的绝对抽象不变的、以纯观念形式而存在的抽象的本质。这样就使得他们的理论陷入思辨形而上学，以至后来不断地遭到许多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质疑和批评。如恩格斯在谈到近代自然科学的巨大进展的时候，同时指出传统的研究方法“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是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植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世纪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⑤ 但是他们并没有对这种研究方法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扬弃了它的局限性。只是到了当代，在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特别是到了德里达那里，才冠以反“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它以同一性来否定差异性而彻底加以解构，他们的理论被我国某些“文化批评”和倡导者概括为“反本质主义”用来作为颠覆文学理论、宣扬“文学终结论”的武器：他们把理论等同于“本质主义”，说什么理论“在本体上，它不是假定事物具有一定的、可以变化的‘本质’，而是假定事物具有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普遍性／绝对本质。表现在文艺学上，就是认为中外古今的文学都具有万古不变的‘本质’。这种本质在分析具体的文学现象以前已经先验设定，否定文艺活动的特点与本质是历史的变化、因地方的不同而不同。在认识论上，本质主义坚信人只要掌握了科学、理性的分析方法，就可以获得绝对正确的对于本质的认识，否定知识（包括文艺学知识）的历史性与地方性”，⑥ 而导致在当今我国文艺界较为普遍地存在排斥理论的倾向。如果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当刘再复以“希腊神话中的床”（按：即指“普洛克路斯忒斯的床”）来比喻文艺理论时，所指的还只是以“政治裁判官形式”出现的那种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的理论；⑦ 那么，在今天，则被有些学者不加区别地几乎一概予以否定。以下的一些言论我觉得是较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如有的学者认为：文艺理论所告诉我们的就是“文学有一种固定不变的本质，如同千变万化的水都是一样……只要理论家提炼出这种本质，文学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所以他把“理论家的工作程序”看做是“先给某些概念规定种种定义”，然后“再用这些概念来衡量具体文学现象”，就像“先掘了一个坑等待一棵合适的树”那样，其结果也就必然会“滤掉那些没有本质意义的外围现象”，去寻找“一种独立的、不受任何外来影响的文学语言结构”。但由于事实上“文学不是按照本质设定的理念范式发展为实现理想的本质的”，因而他们以此认为文艺理论实际上只不过是人们“幻觉的蛊惑”，⑧ 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类似观点。我们还可以从另外学者的文章里读到：“理论确定了原理和原则，一切论述解释都要还原到这些理论上去，理论的普遍意义永远大于个别作品的意义，个别作品只有成为理论的佐证才有价值，否则被视为错误或无聊的东西。”这样就“消除了特殊性和多样性”，使理论成了“无穷空的理论”，“一种永远固定的条目，它只是规定、立法，不是激发创造”，并认为“中国的主流文学理论一直被宏大观念所笼罩，被本质规律之类的思维定式所迷惑”，这种“本质主义的元理论的诉求”，很长时间内使“批评被理论的普遍性所困扰”，“不能面对文本，不能给文学以活的阐解”，从而在对文学理论进行任意诋毁之后提出只有“元理论的终结”，才会有“批评的开始”。⑨ “反本质主义”的思潮在我国文艺理论界之所以这样迅速蔓延，并为一些学人所接受和宣扬，我认为这除了我国自古以来就缺少理论思维传统，在思维方式上偏重于实用理性之外，恐怕还与五四以来传入我国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实用主义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产生于美国，是在继承了英国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和法国实证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20世纪以来美国的哲学、文化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它的创始人是查理·皮尔士（1839～1914）。皮尔士是一位心理学家和医生，经验主义的一切知识都来自感觉经验，唯有我感觉到的才是真实的，和实证主义的只要事实不要判断、只要记录世界而不要解释世界的观念都在他思想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虽属于不同的哲学派别，但思想上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特征，即在“蔑视一切理论，不相信一切思维”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反映在皮尔士的思想中，认为“本体论形而上学的全部命题如果不是无意义的废话，就是十足荒唐的东西”，因为“在这类学识中，一个词定义另外一个词，前者本身又被其他一些词所定义，而始终达不到真正的概念”，在反对形而上学的前提下，他提出“一个概念就以其实际效果来检验”，实用主义的“首要优点在于它更能为自己的真理提供必要的证明”。所以他把实用主义又称之为“实效主义”，就“用真正科学的观察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点而言，“是一种近实证主义”，⑩ 因而它被威廉·詹姆斯说成是“彻底的经验主义”，认为这是对“哲学中的英国精神”的发扬和光大。“代表着一条比较健全、比较合理、比较正确的道路”，应使之“与我们携手迈向光明”。因而他竭力反对当时美国大学所普遍开设的康德、黑格尔哲学等课程，扬言要把康德的哲学送进“古玩博物馆”，因为“哲学的真正之路不是通过康德而绕过康德直接沿着古老的英国哲学的路线，才能达臻于完美的境地”。(11) 进而提出“有用就是真理”，把真理看作只是应付环境的工具。所以罗素说“詹姆斯把理论看作只是一种工具”。(12) 而约翰·杜威更是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直白地表明“哲学是方法而不是学说，即它纯粹是工具性的”，(13) 实用主义的原则就是“根据观念的结果决定观念的意义”，(14) 亦即以实用性来作为衡量真理的标准。实用主义的这种追求实际利益和效用，力图避免“高深莫测的理论”和“固定不变的原则”，以实际效用来取代形而上学的思辨的务实精神，比之于那种凌虚蹈空、不切实际的高谈阔论来，确实对于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更能直接起着推进的作用；它的“幸福只存在于成功”，成功就是“社会奉事的手段和个人创造力的发展机会”，也不像功利主义那样把幸福看做只是获得个人的享乐的满足。(15) 而使之比功利主义确实更能体现资本主义创业、开拓的精神。但是它把原则和实效对立起来，对效用作狭隘化、功利化的理解，为求直接利益而放弃根本原则的思维方式，又使得它多少带有以仅仅应对眼前事物和奉事当下目的的功利主义的倾向而少有远见卓识。所以与其说它是一种实践的哲学，不如说它是一种实证的哲学。而文学理论究其本质来说不可能仅仅是实证的。这就决定了任何文学理论，它的核心就是一个文学观念的问题，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就是一定文学观念在具体文学问题上的具体演示。这无不关涉到对于文学本质的理解。所以，要回答文学问题，我觉得还得要从对本质问题作深入的探讨入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