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脑袋里被各种各样哲人名人的论断塞满了，他能脱口而出背诵出来，引用得相当准确得当，不用查原文也知道连标点符号都不带引错的。可是这种搅和到一块的引用和背诵，产生的效果却是那么的奇异和混乱，简直让人不知所云，也让他自己不知所措，仿佛他只有不停地说，说，用他自己制造出的嗓音把自己的视听充塞住，这样才能感到安全些。否则他简直就要惶恐死了。他似乎并不在乎说的是什么，只要还在不停地说，口舌还在蠕动着，他才能证明自己还活着，否则他可真的要死了。 ——徐坤《游行》 类似这段引文的叙述在九十年代以来文学中是频繁出现的。它所表达的意思可能有这么几个。一是语言不受说者的控制；二是语言支配了人的生活，他只有依靠不停说话方能证明自己的存在；三是人的身份因不断进行并随时变换的叙事而显得不确定；四是影响的焦虑使说者陷入混乱和失语状态，说者失去了自我表达的能力。这些都说明语言对人的影响力是不可估量的。 语言，是二十世纪哲学、美学、文学理论等诸多领域发生转向的枢纽所在。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语言论转向”几乎同时在哲学和语言学两个领域中起步，以后波及了许多学科和思想流派；在美学和文学批评中，像现象学美学、存在主义美学、精神分析、符号学、阐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都表现出关注语言，以语言为中心的强烈诉求。伽达默尔断言：“毫无疑问，语言问题已经在本世纪的哲学中获得了一种中心地位。”①伊格尔顿也指出：“语言，连同它的问题、秘密和含义，已经成为20世纪知识生活的范型与专注对象。”②它与文学观念和叙事观念的变化息息相关。语言，同样是后现代叙事关注的问题。诸如拼贴、零碎叙事、不确定叙事、互文、元叙事等特征都莫不与语言有关。后现代观念的发端也是与语言观念离不开的。也许可以说，后现代文学是受语言观念影响最为显著的一种文学样式。而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叙事在后现代语境的烛照和影响下，在自己的发展轨迹中也将语言推到了耀眼的位置。中国后现代文学叙事中的语言问题，既涉及到文学观念，同时关涉如何叙事以及表达效果等问题。而其中最关键的，在我看来，莫过于文学观念与时代语境的互渗影响。二者的交叉互动，既反映出后现代文学叙事大众化和通俗化的一面，同时隐约折射出思想意识贫乏的文化危机。这不仅是叙事上的，更是时代精神的侧影写照。 一、无望的语言 对中国后现代文学叙事语言问题的探讨，势必要从语言在二十世纪所经历的转向谈起。中国后现代文学叙事，就其发生的文化语境和社会语境来说，与西方哲学、美学、文学理论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语言学转向，不仅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而且引发了对主体性的重新思考，这些又都影响到文学观念和文学叙事的表达。 首先，语言学转向之于后现代思潮的意义。 语言学转向，其内涵可以理解为“思考表达和陈述的本质，即每一种可能的‘语言’（最本义的）本质，代替了研究人类的认识能力”，“我们如何表述我们所知晓的世界的本质”，成为检验“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和“我们如何认识世界的本质”这两类问题的前提。③其中语言与人谁是“主体”、谁控制谁的问题，贯穿到了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中。 早在19世纪，法国诗人兰波就说过：“不是诗人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诗人。”④这意味着将人的言说看成是语言的自我言说。海德格尔也强调语言的本体地位：“人洋洋自得，以语言之创造者自居，自炫为语言的主人，实则却是它的奴仆。”⑤他进而指出，“存在在思中形成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家。人以语言之家为家。思的人们与创作的人们是这个家的看家人。”⑥这不仅表明语言是自为表达的，而且谕示人要顺从语言，需通过“思”与“创作”来抵达“栖居之本质”。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一种语言批判，他创造和采用了异延、原形文字、补充、踪迹、删除号下的书写等一系列解构策略，对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进行了大胆颠覆，对‘在场’的形而上学进行了消解”⑦。其理论表明语言学转向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之深，且后者的生成与发展本身也在此转向之中。福柯也认为，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说人，“我们的问题是，在一种特定的性话语和对呈现于历史上的和某些特定地方（如孩子的身体、妇女的性与控制生育的行为等）的真相的探究中最直接和最具体的权力关系是什么？它们又如何让这些话语存在的？反过来说，这些话语是怎样为这些权力关系服务的？”⑧将权力引入话语机制，意味着作者之存留与否已不再重要，或者说作者根本就不存在，在话语中活跃的只是作者功能。进而言之，话是不是个人的自我表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权力是怎样在表达中发生作用的。这就将对语言的研究引向了意识形态分析，从而动摇了以往所认定的权威叙事的基础。 所有这些有关语言的理论，构成了后现代理论的核心。其一，指出语言的本体地位，从而消解了人的主体性。语言即谈话本身成为主体；不是人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人。其二，语言的本体地位，构成了对总体叙事和宏大叙事的解构。所谓的宏大叙事，只不过是由人主观叙述出来的。词之意义的不确定性和不在场特征导致对终极叙事的消解。其三，理性被非理性所取代。在语言的运用中，并不是人在使用语言，而是语言自己在运动，人被语言所支配。表达出的语言不是确切的，而是不可倚靠的、有杂质的。这无异于对“人是万物的尺度”信条的颠覆。其四，稳定不变的意义是不存在的，言语的无始无终使语言成为难以抵达的目的地。意义因而成为随时可变的不确定之物，所指处于不断延异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