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31（2006）06—0003—06 长期以来，我国文艺学界普遍将英美“新批评”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法国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统统归纳为形式主义文论或文本中心论，认为它们的共同性在于都用语言学方法来研究文学文本的特殊性质（即所谓“文学性”问题）。事实上，英美“新批评”与结构主义文论在运用语言学来研究“文学性”时存在着极其重大的区别。这既体现在二者理论渊源上，也体现在它们对符号行为相关因素的不同侧重上。不理解二者的区别，根本谈不上对英美“新批评”与结构主义文论的深刻认识。然而，遗憾的是，这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长期以来并未引起汉语学界应有的重视。在笼统的形式主义和文本中心论概念下，人们无力揭示结构主义文论的“符号自指”（self-reflexivity）和新批评的“语义多重”（ambiguity）这一关键性区分及其相关概念。 一 西方文论史最基本的问题是文学文本的根本性质问题。在西方文论史上，理论家们从不同的理论角度，使用不同的学科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① 20世纪之前，虽然也有理论家从语言学角度来分析和研究过这一问题，但都并不系统和全面。随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语言现象日益引起学者们的高度关注，语言学上升成为人文学科中的一门“显学”。20世纪以来，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文论等理论流派纷纷以语言学为出发点来理解和分析文学的基本性质。在这些基础上，学者们正式提出了“文学性”这个概念。 从西方文学批评史上说，最早明确提出“文学性”（literariness）这个概念并把它作为文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范畴的是俄国形式主义。莫斯科语言学会代表人物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明确指出：“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说使一部作品成又文学作品的东西。”[1] 著名批评史家雷内·韦勒克（René Wellek）在一篇讨论“文学性”概念的文章中确认“文学性是俄国形式主义创造的一个术语”[2](P19)。此后，布拉格学派、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都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性”概念。 在20世纪西方文论史上，从文本中心论角度解决“文学性”问题绝不只是新批评一家。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甚至解构主义和符号学都将文学作品当作文学研究的主要据点，都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和思考“文学性”。我国西方文论教科书将它们一并纳入“作品系统”加以考察十分准确。[3] 与这些学派比较起来，新批评的“文学性”概念具有非常特殊的性质。 从结构主义思潮的演进史看，学者们一般将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和法国结构主义当作结构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这三个理论流派构成西方文论史上广义的结构主义文论思潮。它们的共同特点表现在深受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将文学作品当作一种约定俗成、自成体系的符号系统，将文本与文本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作家精神区分开来。索绪尔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者，他的学说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学研究都起到了爆炸性的影响。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要建立一门“符号学”，语言学从属于“符号学”。索绪尔语言学将语言理解为一种“符号”，他明确指出：“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4] 索绪尔还用“能指”和“所指”两个术语来分别指称“概念”和“音响形象”。他将语言符号理解为“能指”与“所指”的统一体，符号的“所指”不是现实世界的任何一个具体物品，而是人所创造出来的主观“概念”，这就将语言符号与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现实世界割裂开来，从而将语言视作一个具有独立价值的符号系统和符号体系。这一符号学观念直接启发文学研究者们将文学作品同样看作与现实生活没有直接联系的符号结构和符号体系。在这一点上，结构主义文论各家各派的理论观念完全一致。它们都把文学作品看成是与现实世界无关的符号学事实，将“文学性”理解为文本作为符号在可感知能指层面的特殊性质。 新批评对“文学性”的看法与结构主义语言学有所不同。从理论渊源看，新批评不是欧洲大陆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后代，而是盎格鲁—萨克森经验主义文化的产物。② 瑞恰兹（I.A.Richards）的语义学研究对新批评的影响远在索绪尔结构主义之上。从整体上，瑞恰兹的理论是一种“语义学文论”，主要从语言出发来分析文学作品的意义和它的特征。瑞恰兹认为，语言有两种不同的功能，“符号功能”和“情感功能”。诗歌是对语言情感功能最典型的使用。瑞恰兹认为，科学语言与诗歌语言在陈述上是完全不同的。诗歌语言主要用来表达情感，它的许多陈述都是用来表达情感的，不能用经验事实加以核实，是一种“伪陈述”。瑞恰兹指出，在对语言进行情感的使用时，“重要的是态度而非指称”，“在这些情况中指称是真是假根本无关紧要”。[5] 瑞恰兹的语义学文论关注语言的基本性质，但更关注语言使用的方式和方法，关注语言在应用时产生的作用和意义。瑞恰兹不仅重视文学语言的情感性特征，而且还多次论述文学语言的多义性和含混性。他认为，科学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差别除了表现为不同的用法外，还表现为它们自身所具有的不同特征。瑞恰兹认为，科学语言尽可能地做到表述准确，所以它们总是意义单一，没有歧义；而文学语言则具有多义性和含混性。从文本的语义结构来理解“文学性”，瑞恰兹的这个理论立场对新批评家具有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