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6）05 —0026—10 在我国文艺学领域，艺术境界早已是一个频频可见的术语，如“美好的艺术境界”、“深远的艺术境界”、“崇高的艺术境界”、“‘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某某作家的艺术境界”、“中国书法的艺术境界”、“市场冲击下的艺术境界”等等，仅由百度搜索，含有该术语的资料即已达124000余篇。但究竟何为“艺术境界”，却很少有人专门论及。有学者在谈及时，也每每与“意境”混为一谈。实际上，二者虽有相通之处，但仅从语用范围即可看出其区别。比如，我们可以说“天人合一的境界”，不宜说“天人合一的意境”；可以说“一个人要活出某种境界”，不宜说“一个人要活出某种意境”；可以说“思想的境界”，不能说“思想的意境”。同样，用之于文学艺术，可以说“作家的人格境界”，不宜说“作家的人格意境”；可以说“这部小说的境界很高”，不宜说“这部小说的意境很高”。更为重要的是：从语义构成来看，“意境”强调的是“意”与“境”、“物”与“我”之和谐，而“境界”强调的则是艺术形象中所含蕴的诗性精神空间；“意境”是一个浑然整体概念，“境界”则是一个深度层级概念。一首仅有“意境”的诗，可以是好作品，但不一定是大作品。大作品还需有“大境界”、“高境界”。从理论效应来看，“意境”更适于论及托物言志或借景抒情之类诗作，而“境界”则不仅可用之于分析各类诗歌，亦可用之于分析小说、散文、戏剧以及书法、绘画、音乐等各类艺术作品精神空间的大小、格调的高低，以及诗人、作家、艺术家的人格层次等。由此可见，“艺术境界”应该是一个具有独立内涵、有待深入探讨的重要文艺学范畴。 一、艺术境界的内涵 据许慎《说文解字》：“竟，乐曲尽为竟”；“界，竟也。”段玉裁注曰：“竟，俗本作境，今正。乐曲尽为竟，引申为凡边竟之称”。“界之言介也，介者，画也，画者界也，象四田界”。可见“境界”一语，本义是指有一定边界的空间，即今所谓“疆界”。 在中国语言史上，地域空间之本义的“境界”，后被引申用来说明人的某种心灵状态，精神层次或整体性的人生品格。如《庄子·齐物论》中所推崇的“不相待”、“亦无辩”、“和之以天倪”、“忘年忘义”之“无竟”，指的即是一种世界观意味的心灵状态。在汉译佛教典籍如《无量寿经》中所说的“比丘自佛，斯义弘深，非我境界”；《华严梵行品》所说的“了知境界”，如幻如梦”之“境界”等，指的即是修行者所能达到的精神层次。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新原人》中，则径直以“境界”论人生，认为“人生境界”可分为四个层次，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自然境界，是一种最低层次的自然生物意义上的生活境界，其特征是：一个人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其社会的风俗习惯”做他所做的事；功利境界的特征是：一个人做的事，后果虽有利于他人，而动机则是利己的；道德境界的特征是：一个人知晓自己只是社会的一员，能够为社会的利益做各种事；天地境界，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其特征是：一个人，意识到自己不仅是社会的一员，还是宇宙的一员，能够为宇宙的利益做各种事[1](P291—292)。张世英先生在《哲学导论》中，亦曾在人生境界意义上指出：“‘境界’就是一个人的‘灵明’所照亮了的、他所生活其中的、有意义的世界。”[2](P79)“人在这个生活世界中怎样生活、怎样实践这就要看他的那点‘灵明’怎样来照亮这个世界，也就是说，要看他有什么样的境界。一个只有低级境界的人必然过着低级趣味的生活，一个有着诗意境界的人则过着诗意的生活。”[2](P80) 正是与“境界”被赋予的精神内涵相关，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也早已不乏径直以“境界”论艺术的见解。如宋代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即曾谈及；“余因暇日阅晋唐古今诗作，其中佳句有道尽人腹中之事，有装出目前之景，然不因静居燕坐，明窗净几，一炷炉香，万虑消沉，则佳句好意亦看不出，幽情美趣亦想不成，即画之主意亦岂易！及乎境界已熟，心手已应，方始纵横中度，左右逢源”。郭熙这儿所说的绘画过程中所追求的与精神形态之“主意”密切相关的“已熟”之“境界”，即可谓画家在创作过程中体悟到的艺术境界。宋人李涂在《文章精义》中，也曾由精神内涵的特质着眼，以“境界”之别论及庄子、屈原等人的作品，谓“《庄子》寓言之类，是空境界文字；灵均《九歌》之类。是鬼境界文字；子瞻《大悲阁记》之类，是佛境界文字；《上清宫辞》之类，是仙境界文字”。 那么，究竟何谓艺术境界？细考古今有关论述，可以发现，人们在以“境”、“境界”论及艺术或径直使用“艺术境界”这一术语时，实际上有两种所指：一是指“艺术化境界”，二是指“艺术作品中的境界”。前者注重的是作者的艺术追求及作品所达到的艺术化程度，如明人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赞扬王维的诗“由工人微，不犯痕迹，所以为佳”，同时批评张籍虽善言情，王建虽善征事，“而境皆不佳”[3](P103)。王世贞这儿所说的“境”，即是就诗的艺术化水平而言的。在当今中国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中，“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是时常可见的论断，如在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即有“《诗经》中赋、比、兴手法运用得最为圆熟的作品，已达到了情景交融、物我相谐的艺术境界”之类论述[4](P74)。在这类论述中使用的“艺术境界”，亦正是“艺术化境界”之意。而后者注重的则是作品中的精神内涵，如宋人郭熙所说的致其“境界已熟”之关键的“画之主意”，李涂所说的“空境界”、“鬼境界”、“佛境界”、“仙境界”，今人所说的“深远的艺术境界”，“崇高的艺术境界”等，即体现为此义。在后一类“境界”用语中，由于更为注重的是文艺作品中的精神质素，故不妨可将其称之为“诗性精神空间”，即作家、艺术家通过一定的艺术手段，凝铸于特定艺术形象中的关于现实、人生、宇宙的体悟与沉思。比较可见，第一重含义的“艺术境界”，主要可用之于评判某一作品的艺术水平，而第二重含义的“艺术境界”，则可以在此基础上，从精神内涵角度，进一步评价某一作品整体价值的高低。 以实例来看，如白居易的“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池上》）这样一首小诗，生动地再现了一幕饶有情趣的人间生活小景，表达了作者对天真无邪的童心的欣悦与向往，不能说不美，更不能说没有达到艺术化境界，但就其给予读者的情感感染与心灵震撼而言，无论如何难以与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柳宗元的《江雪》之类作品相比。在文学艺术史上，还可常见这样一类现象：有许多题材相近，同样不乏情感，不乏想象，甚至有着很高艺术技巧，不乏艺术化境界的作品，其艺术价值却大不相同。如同是战争题材的小说，有多少如过眼烟云，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等，则成为世界文学名著；同是性爱题材的小说，有的被视为淫秽粗俗，难登大雅之堂，而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则终被判定为是一部严肃而富有诗意的杰作；同是凶杀犯罪题材的作品，有不少被指责为渲染暴力，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卡拉玛佐夫兄弟》等，则被人称颂为“伟大的天才之作”；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诗人咏叹过梅花，但绝大多数默无声息，而宋人陆游的那首《咏梅》词与明人高启的那首《咏梅》诗，则常为后人念及。个中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其关键正在于：那些为人赞叹的高妙之作中，往往会涌动着一种激动人心的力量，会诱人进入一个形而上的独创性的诗性精神空间。本文所论及的艺术境界，便主要是就这样一重含义而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