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原创性体系建构的一次次规模型探讨,表明该体系建构的具体实施已然启动。但这是一项相当艰巨而烦难的大工程,非短时期内所能完成,以下所谈只是初步构想而已,倘能由此产生抛砖引玉的功效,便是我们最大的企盼了。 要说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没有体系,倒也不是。君不见,时至今日,诸如“文学概论”之类的高论讲章一本本争相推出,见其体例上的大同小异,便知它们无不固守于同一种体系。但这体系却不是原创的,因其仍未摆脱主客二元的思维框架,所沿用的还是西方的概念范畴,尽管变换一些花样,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我们以为,“原创性”体系的建构,应从两方面着手,即民族性和现代性。民族性要求具有本民族的话语,主要范畴和基本框架都是民族的;现代性要求具有完整科学的体系,以弥补本民族文论系统性不足的缺陷。只有二者合一,交会融契,所建构的体系,才堪称原创性的。在这方面,朱良志先生提出的“审美意象体系构架”,可视为就此展开思考的先导,如下页图所示。该体系看似简单,却能切中肯綮,民族性与现代性尽皆纳入其中,融为一体。其民族性是显而易见的,从“自然之象”到“象外之象”四个层面的划分,其依据是中国美学的三大基本命题:“观物以取象”、“立象以见意”和“境生于象外”。[1]154其一,体系构架的每一层都不离象,体现了中国艺术重象、重直观、重体验的特征。其二,三大基本命题关联着中国美学范畴孳生化育的特点,昭示意—意象—意境的发生发展和成熟,体现了中国艺术重意、重表现的传统。其三,三大基本命题均植根于中国美学的两大精神支柱:儒、道两家哲学,是谓始源性的元范畴,故具有原创性的基质。其现代性不是在此之外所寻觅而来的现代性,而就是民族性的现代化。这一方面表现为将“观物以取象”、“立象以见意”和“境生于象外”加以整合,另一方面表现为图示将“自然之象”—“意中之象”的“观物以取象”归结为“创作论”,将“意中之象”—“艺术之象”的“立象以见意”归结为“本体论”,将“艺术之象”—“象外之象”的“境生于象外”归结为“接受论”,构成一个既符合现代学术要求又不失中国古代文论精神的动态系统。而这一系统又涵盖作者—作品—读者的动态循环,从中不难看出,此图示建立在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接受美学互补的基础上。[1]154-172于此可见,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原创性体系的建构中,接受美学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启迪心智的作用。那么,中国古代文论与接受美学何以构成互补,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原创性体系如何借助朱氏的“审美意象体系”进行整体建构,就是尤需深入思考的问题了。
图1 朱良志“审美意象体系框架” 一、中国美学的“生生”与中国古代文论的接受 中国古代文论自古就有接受和阐释的传统,其出发点,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生生之美”。“生生”是中国美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因此它可以作为讨论“原创性”体系建设的切入点。“生生”即生之又生,第一个“生”是创生的生,第二个生是绵延的生,生生不息,使得生命延续不绝。从横向看,“生生”是生命的关联和类推;从纵向看,“生生”是生生相续的推进。这纵横两方面决定“生生”是以时间带动空间的生命流程。如《易传》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均是对这一过程的描述,这就是所谓“生生之道”。生生之道不是逻辑学意义上的单向度放射,而是循环往复、周流不息的,如《周易》所说:“无往不复”,再如老子的“周行而不殆”。这种生生之道的一个外化形式,便是中国传统的“象思维”。按王树人先生所讲,《周易》的“太极”、《老子》的“道”、禅宗的“自性”,都是象思维的“原象”。原象的循环往复,即“象的流动与转化”。老子说“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大”即“原象”。原象生万物、万物生,是为“大曰逝”。原象生发了万物的运动变化,是为原象之“远”。“反”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之后又复归于原象。[2]2-5于此,生生之道亦是生生之象。生生之象的运思方式区别于概念思维的逻辑推理,呈现为一种“整体直观”,即在天地人的整体之象中体验生生。作为整体之象的原象,是思维出发的起点,是思维得以生发的根本,也是思维之超越和升华的终点。即,从原象出发,经由表象—形象—意象的流动转化,回归于原象并开始新一轮的运动变化,这便是象思维的循环。然而此一循环在复归于原象之后又勃发了新的生机,使得“创而生”、“生而创”的流动与转化终则有始地运行下去。这“创生”即创造或创新,其实是心灵发现的现实,新是心灵体验之新,是体验中的境界,它从外在的表象切入,在生命的深层与大化同流,以实现真善美合一的整体境界为最终目的。每一轮“象的流动与转化”的循环,都是一种新的生命体验,生生不已,新新不停。中国哲学与艺术和美学相融,艺术和美是哲学的延伸,也是哲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在此意义上,生生之象正可转化为生生之艺,而中国艺术的接受观念就体现在这生生之艺中。[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