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035（2006）01—0001—08 在过去的30年中，后现代主义已经从最初给文学分期的一个概念衍变为极为时髦、无所不包的术语，在其衍变过程中引发无数的争论。今天，不仅文学批评家，而且作家、艺术家、建筑家、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形成了自己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体系。在这里，我们把后现代主义狭义地理解为其最初的概念，即代表了当代文学的某些基本的共同特征。本文重点讨论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个分支，即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通过比较它与传统历史小说和现代主义历史小说的差异，得出关于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的若干结论。 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之初颇含贬义，因为它怀疑、消解、悬置、否定、摈弃，消除事实与虚构的界线，否认文学文本的指涉性，怀疑现实的可认知性。同样，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被视为自我指涉的小说，局限于对历史叙事常规的研究，而没有提出自己对历史的解释，仅仅是另外一种“元小说”。按照这样的观点，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对历史的公开虚化只是为了揭示过去历史的虚构性特征，它是非指涉性的、非历史的、非政治的，除了自身的自主性外没有任何义务要承担。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如詹姆逊、纽曼和伊格尔顿也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缺乏政治和历史内容。林达·哈钦在其《后现代主义诗学》（1988）中针对这种误解提出后现代主义文学“根本上是自相矛盾的，绝对历史的和不可逃避地带有政治色彩”。[1] 本文通过对若干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的分析支持哈钦的这一观点，指出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不为现存的秩序提供直接的未来图景，但是通过假设过去可能发生的多重现实，为未来提供某种参照。 一、传统历史小说的叙述模式 我们通常理解的所谓历史小说，是指以反映历史人物和事件为核心的小说。我们可以把历史小说分成三个时期，即传统历史小说、现代主义历史小说和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虽然在司各特之前已经有了表现历史题材的小说，但批评界一致认为1814年司各特的小说《威夫利》的出版标志着历史小说的诞生。乔治·卢卡契认为，司各特的历史小说是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反应，这两个事件加速了历史的进程，促使人们认识到现实的易变性。司各特的小说表达了旧的封建秩序和上升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一个要维持现有的秩序，一个要推动历史前进。卢卡契特别关注文学之外的、经验的现实及其在小说中的表现。② 柯勒律治认为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即决定人类历史进程的、两个基本原则之间的张力，一个是“对于过去古老的东西的近乎宗教般的坚持，对恒久的愿望和倾慕，另外一个是对知识、对真理的渴求，对进步的本能要求”。③ 以司各特为代表的传统历史小说至少有三个特点：第一，它们尊重已经被认可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为了避免与历史记录发生冲突，这些历史小说倾向于聚焦那些史学家没有注意到或者史学界没有定评的人物和事件，这样可以运用想象力来比较自由地填充空间。第二，不管是表现普遍的人类生存境遇还是特定的历史时代，它们都竭力避免时间的错位，不会出现莎士比亚在《尤利乌斯·恺撒》中让恺撒看墙上的闹钟这样的错误。第三，它们注重内容的逼真性和现实性，力图模仿历史，也就是说这类小说在本质上都是现实主义的。 许多批评家注意到了司各特历史小说主人公的“平庸、被动、摇摆不定”，卢卡契认为这是小说的一大优势，有助于读者关注历史事件的真实再现。《威夫利》的主人公就是一个对于詹姆斯二世党人的活动一无所知的英国青年，只身来到苏格兰高地，睁大他那双好奇的眼睛，持一种不偏不倚的天真态度，把一切新奇的东西尽收眼底。他还是一个多思的人，不久成为小说的聚焦中心，读者通过他的眼光观察过去的一切。 司各特的历史小说还有一个特征，那就是表明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特质，这种特质贯穿并且决定着这个时期的一切现象。人类历史从野蛮发展到商业文明经历了明星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基础构造、社会组织模式和文化表现形式。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将现实主义手法与历史材料融为一体，尝试揭示史学家不能够揭示的东西，他及其后继者因此占据了对史学进行补充的位置。历史小说成为史学的同伴，起到普及历史知识的作用，同时它与历史在内容和形式上又有很大差别。历史小说不否认其虚构性，但是坚持认为，在史学家仅仅提供概要陈述的地方，为了达到情节生动、语言华美、细节丰满而虚构是值得称道的事情，起到了弥补史学枯燥干瘪文体的效果。而且历史小说表现史学未能表现的方面，那就是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历史小说与以前的英雄传奇不同，因为传奇仅仅把“历史作为铺设故事的道具”，唯一的目的是吸引读者，而历史小说真诚地希望传播历史知识。历史小说与“伪事实小说”也不同，后者往往是虚构的，但却假托是真实的材料。二者的区别在于“伪事实小说”模仿历史，而历史小说补充历史。 在谈到他何以匿名出版其历史小说时，司各特说：“我最初的动机是认识到这是对公众欣赏趣味的一种试验，成功与否不得而知，因此没有必要冒风险给自己找不快。”④ 显然司各特认为他写的东西是一种新的事物，内心没有把握。他此时已经是有名望的诗人，不愿损害自己的名声。在他的27部《威夫利》系列小说中，只有两部，即《格斯吞的安妮》和《危险城堡》，是直接表现的。有8部，即《威夫利》、《盖·曼宁》、《古董商》、《肯尼沃斯》、《海盗》、《圣罗南之泉》、《红射手》和《护身符》，是匿名的；在《威夫利》之后， 司各特简单地署名为“《威夫利》的作者”。有3部，《罗布·罗伊》、《昆丁·达沃斯》和《伍德斯托克庄园》，是假托编辑回忆录的形式写成。其余的14部是使用各种面具。虽然司各特不可避免地要考虑迎合读者的趣味，但他没有为了赢得读者而夸大或者歪曲历史事实。为了避免与史实冲突，司各特把虚构人物的冒险放在显著位置，而真正的历史人物只是偶尔出场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