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000—2952（2006）01—0116—08 一、文学理论范式的多样性 文学理论的境况态势可以作多面观。这首先是文学理论这一学科自身的反思。 而要反思文学理论当下的存在境况与当下的发育态势，就有必要对当代文学理论的范式转型作一番审视，就有必要对当代文学理论的学术生态作一番检视。 一曰“解译”，即对文学作文化意识形态界面上的解译。它关注文学述说了什么——作品反映、再现、表现了什么（社会政治风雨、阶级群体心声、个人情感意识），关注作品思想内涵代码信息的“解译”，它视文学为载道的工具，而凸现其宣传教化认识功能，所谓“兴观群怨”。所谓“镜子反映”。社会学文论、心理学文论、精神分析学文论就是这种“解译”。这一范式的主要旨趣在于追问作品文本写了什么？ 二曰“解析”，即对文学作语言艺术形态界面上的解析。它关注文学怎么述说——作品审美方式（材料、手法、形式、结构），关注作品是如何反映、再现、表现，关注作品生成机制建构方式的“解析”，关注作品的“文学性”的生成。它视文学为自主自律自成系统的机体，而凸现其作为语言艺术的审美功能。所谓“《外套》是如何制成的”，所谓“胸中之竹”如何化为“纸上之竹”。语义学文论、符号学文论、叙事学文论就是这种“解析”。这一范式的主要旨趣在于追问作品文本是怎么写的？ 三曰“解说”，即穿行于语言艺术形态的解析与文化意识形态的解译之间，而旨在对与文本有涉但在文本之外或文本背后的世界加以解说。它关注谁在述说、何以述说这个、何以这么述说、如此述说会让读者产生怎样的联想——关注作者的身份与文本意旨的流变；关注该文学文本的“前文本”与“潜文本”，关注作者的真实意图和读者可能产生的种种解读，而视文学文本为开放的、充满多方位对话与多链环意义延异的“场”，而着力凸现其文化文本的媒介功能。所谓“互文性”、“文学场”、“话语权力”，所谓“由一个文本（一个人物）谈开去”。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透过文学甚至跨过文学而述说其他的“文化批评”，就是这种“解说”。这一范式不再追问作品文本，而是倾力解说作者这样写意味着什么？ 如果“解译”式文论独家称霸文学学，易造成文学理论的发育畸形：在这种状态中，文学理论要承受那种“以认识功能为中心”的重压，会由于种种非文学学职业的解译者的“插足”或“兼管”，而沦为无主无属任人利用的学术“公海”，就会由于对文学理论这门学科的规范性的漠视与践踏，而流于“准文论”状态。 如果“解析”式文论得到正常培育，易促进文学理论的学科化进程：在这种状态中，那种“以审美功能为中心”的取向，会将文学理论的能量凝聚于文学本体，而促成文学理论进入自立状态。但“解析”式文论易“沉于内而疏于外”，“精于微观结构而疏于宏观语境”，推重“文学性”而漠视“文学场”，倾心于文学理论的科学性而忽视文学理论的人文品格（主体性）与文化功能（文化批判精神），易使文学理论陷入封闭与孤立状态，这也是其难以克服的局限。“解析”式文论因其视界小期望也小，可以称之为“小文论”。 “解说”式文论则有意突破“小文论”这一局限，它“以文化功能为中心”，显示出成熟自立的现代文学理论向其他文化理论扩张的姿态。但其无所不包的“文化批评”及“介入”激情，易使文学理论远离文学本体而滑入泛意识形态批评，使文学理论膨胀成为气度不凡甚至欲“替天行道”但并无文学内核的“大文论”。 从“载道”到“行道”，由被动而主动，文学理论的发育大体上经历了由重“解译”的“准文论”——经重“解析”的“小文论”——至重“解说”的“大文论”这几次范式转型。 二、文学理论发育的多形态性 文论无国界。现代文学理论的发育更是超越了民族与语言的疆界。大洋彼岸文学理论界时兴的某一思潮某一主义，很快就会漂洋过海。现代学人间的国际交流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加速了文论新潮新说的“旅行”与“播撒”。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各国文学理论发育状态是整齐划一的，并不标志着文学理论形态可以“全球化”。就欧美、俄苏、中国这三大板块而言，文学理论发育状态上的多形态性是显而易见的。 在欧美，“小文论”有过长足的发育，“大文论”一度曾极为盛行。目前则处于“理论之后”的大反思。德国学者汉斯·古姆布莱希特指出，“在其作为一门学科几近两百年的存在中，文学学还从没有像近十年这样执著于自身的历史”。法国学者安东·康帕尼翁主张将“文学理论”与“文学的理论”区分开来，认为后者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形态批评，包括文学理论的意识形态，而批评“文学的理论”之自杀性的极端主义；英国学者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德森看出，“那些经过理论历练而希望站在文学本身的立场上向文学研究中理论话语的统治发起挑战的年轻一代学人，希望为讨论文学文本、阅读经验和评论文本找到一条路径”，他们呼吁：需要将“文学”拯救出来，使之再度获得资格，而不再不尴不尬地混迹在近来盛行的诸如“写作”、“修辞”、“话语”或“文化产品”泛泛的称谓之中。甚至美国学界不少名人又开始“转向”了——“转回到作品的‘文学性’，而反对所有这些‘政治化’或‘政治正确化’的新潮流。”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