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学家献身国防的精神动力 爱因斯坦曾在普朗克六十寿诞的庆祝会上指出有三种科学探索的动机：“在科学的庙堂里有许多房舍，住在里面的人真是各式各样，而引导他们到那里去的动机实在也各不相同。有许多人所以爱好科学，是因为科学给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科学是他们自己的特殊娱乐，他们在这种娱乐中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雄心壮志的满足；在这座庙堂里，另外还有许多人所以把他们的脑力产物奉献在祭台上，为的是纯粹功利的目的……对于这些人来说，只要有机会，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他们都会去干；他们究竟成为工程师，官吏，商人，还是科学家，完全取决于环境。”（注：《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100～101，101，101，178页。）爱因斯坦认为，普朗克属于不同于以上两类人的第三种人。普朗克坚守科学庙堂的动机分为两部分：从消极方面来说，“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注：《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100～101，101，101，178页。）从积极方面来说，其动机是求得对杂乱无章的现象世界的理解，并作为感情生活乃至安身立命的基础：“人们总想用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景，……把世界体系及其构成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支点，以便由此找到他在个人经验的范围里所不能找到的宁静和安定。”（注：《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100～101，101，101，178页。）爱因斯坦赞赏普朗克，普朗克的探索动机也就是爱因斯坦的探索动机。这是二战以前的爱因斯坦对科学探索动机的思考和概括，其深刻性毋庸置疑，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被爱因斯坦否定的动机，还是被爱因斯坦赞赏的动机，都具有浓厚的个人色彩。智力娱乐、功利追求、安宁向往无一不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动机。事实上，科学家探索的动机比爱因斯坦所述更广泛，尤其是经历二次大战，国防科技创新成为大国不可或缺的重点战略以后，科学探索的动机向国家需求和支持正义发生重大倾斜，爱国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普遍成为科学探索的强烈动机，中外各国概莫能外。即令是思想一贯超然的爱因斯坦，也于二战开始时期(1939年)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敦促美国政府重视原子能的开发利用和核武器的研制，建议加速大学实验室的原子能研究工作，建议政府“同那些愿意为这一事业作出贡献的私人进行接触”。（注：《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100～101，101，101，178页。）此时的爱因斯坦已承认有愿意为美国及世界和平事业“作出贡献”的人，也即是对先前认定的三种科学动机的突破和扩展。 科学研究的动机，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密切相关，是科学家深层意识形态的反映。科学研究动机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科学家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当然，具有不同研究动机的科学家，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选择相同的研究方向与研究课题。美国曼哈顿工程对各类人才的聚合，以及二战结束后这些科学家的分道扬镳是说明科学研究动机重要影响的最精彩的实例。“公元1941年10月，萨克斯(美国总统顾问——引者注)传递爱因斯坦的信函之后的两年，罗斯福批准全力发展原子弹。当年12月7日，日本攻击珍珠港。……几乎所有美国境内的物理学者，在先前对于是否应该从事与战争相关研究的犹豫尽皆消失，我们全心投入。”（注：约翰·惠勒：《约翰·惠勒自传》，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0，367，373，373页。）“不过在50年代中期则无法这样做。当时最具创意的科学家都已经回到他们的办公室，实验室与教室，并从事他们自己的研究工作，对国家安全则毫不关心，尤其是当时最出色的科学家几乎与国防应用完全绝缘。这种情况并不令人意外。大部分的科学家认为他们已经在最近的战争期间行使国民应尽义务，他们没有感受到国际舞台情势迫切需要他们从事国防工作。”（注：约翰·惠勒：《约翰·惠勒自传》，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0，367，373，373页。）美国科学家这种行为的后果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在航天技术方面赶上并超越美国。 发人深省的是，当年曾积极参与曼哈顿工程而在二战结束后又抨击氢弹等国防科技研究的大批美国科学家中，就有原子武器的始作俑者爱因斯坦与曼哈顿工程的技术总监奥本海默。1950年1月30日，杜鲁门总统宣布美国将全力以赴研制氢弹。2月13日，爱因斯坦发表电视讲话，公开抨击美国政府的这一行动：“原来是作为预防性措施而引起的美国同苏联之间的军备竞赛，已显得带有歇斯底里的成分。双方都以急如星火的速度，在保密的堡垒后面在完成大规模的破坏手段。而现在公众又被告知，制造氢弹是新的目标，……如果这种努力果然成功了，那么大气的放射性毒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地球上一切生命的灭绝，都将是在技术上可能达到的范围之内。”（注：《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83，291～292，322，323～324，325页。）1950年10月，在致意大利科学协进会的信中，爱因斯坦又十分激烈地斥责参与国防科研的科学家：“科学家却已倒退到这种程度，他居然把国家政权强加给他的奴役当作不可避免的命运接受下来，他甚至自甘堕落到这种地步，竟然驯服地献出自己的才能，去帮助完成那些注定要造成人类普遍毁灭的工具。”（注：《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83，291～292，322，323～324，325页。）奥本海默以出众的专业水平和杰出的管理才能，研制出威力巨大的原子弹，开辟人类实际利用原子能的先河，并于1946年被授予美国功勋奖章，成为举世瞩目的科技帅才。但是，二战结束后，奥本海默的态度却使美国政府深感震惊。他反对美国率先研制氢弹，由此卷入美国政治漩涡的中心，受到美国政府的安全审查，并以影响政府研制氢弹的决策为由，于1953年12月23日被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暂时吊销安全特许权，并通过1954年4月12日～5月6日的安全听证会，最终于1954年6月29日被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剥夺安全特许权，酿成震惊世界的“奥本海默案件”。（注：罗伯特·奥本海默：《真知灼见》，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1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