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英国文化视域里的中国形象问题 英国文学里涉及中国题材的作品，所展现的其实是英国作家对中国的想象、认知，以及对自身欲望的体认、维护。中国题材创作背后体现的是中国形象问题。正是在这种对他者的想象与异域形象的描绘中，不断体悟和更新着自我欲望。 我们知道，西方人心目中异域文化形象很少固定不变，总是在历史的进程中摇摆不定。就像英国当代著名汉学家雷蒙·道森所说的那样：“欧洲人对中国的观念在某些时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趣的是，这些变化与其说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不如说更多地反映了欧洲知识史的进展。……中国更恰如其分的象征是变色龙，而不是龙。”[1] （p16）也就是说，欧洲人将自我欲望投射到他者（中国）身上，变化的不是中国，而是对中国的欲望。 因此，一种文化语境内异域形象的变化无不暗示着本土文明的自我调整。这种异域形象一般同时包含三重意义：（1）关于异域的知识；（2）本土的文化心理；（3）本土与异域的关系。英国作家通过中国题材所展示的中国形象，也都包含着这三重意义。 首先，异域知识为作家创作异国题材作品提供了一个契入点，这种异域知识的来源可以是书本经验，也可以是亲身经历。不同时期里英国作家获取中国题材的途径不尽相同。18世纪末以前的英国作家主要是通过来华耶稣会士和商人旅行家冒险者的著述，而这两类人由于各自经历和目的不同，他们笔下那大相径庭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也左右着英国作家的认识视野和异域想象；19世纪英国作家主要通过汉学家翻译的中国经典和众多的中国游记来了解和认识中国；而20世纪作家们则有条件直接借助于在中国旅行或居住的经验感知和体察中国。但不管哪种途径，在对异域知识的取舍利用时均受自身的政治观点、宗教信仰和文化理想所制约。 其次，人们对任何一种文化的选择、认识和解释，常常同时又是自己观念和立场的展示，其中所凸显出的是本土的文化心理，而且任何关于他者的新信息都必须先在传统视野内重塑再造后才能被接受。这样看来，任何作家对异域文明的见解，都可以看作是自身欲望的展示和变形。比如，当描述中国幅员广阔，物产众多，遍地财富，到处城郭时，他们也在展现自身的缺憾，并表达自己的某种期待欲望。英国散文始祖曼德维尔（Sir John Mandeville）对蛮子国和大汗王国的虚构传奇无不展示着中世纪晚期人们的想象欲望，他们需要有一个物质化的异域形象，以此作为超越自身基督教文化困境的某种启示。同样，当谈及中国荒芜颓败、野蛮愚昧时，也显示出自身的那份种族和文化优越感。可以说，英国作家看中国，总存在着一个认识视角问题，而他们的视角又受其文化追求、文化理想以及观念主张决定。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对中国形象的刻意批评否定，并非无缘无故，而是与他的政治经济主张合拍，也就是合乎他把异邦异族作为发展殖民贸易对象的理论。基于此点，他岂能容忍当时盛行欧洲的对中国文化的赞美之风，他在自己著作中用极端的言词抵抗那股热风，实属难免。与笛福殖民贸易主张导致的目空一切、民族自大心态相比，同是要让英国走向世界的威廉·坦普尔（Sir William Temple,1628-1699），则有天下一家的全球意识。在此文化理想指导下，他对中国的看法与笛福截然不同。在《论英雄的道德》（Of Heroic Virtue,1657）一文中，大量评述与赞扬中国文化，并影响了伏尔泰、培尔等人的中国观。当然，不论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是肯定还是否定，是赞扬还是贬斥，都是他们自己立场的展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关系不大。中国只不过是他们表述见解的一个载体和契入点。 第三，至于本土与异域的关系，任何民族起初都会表现出一种自我中心意识。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夷狄禽兽的异域形象曾经帮助我们确立华夏中心主义的本土意识。同样，19世纪西方中心主义的形成，也决定其视野里中国形象观念的变化。在文化交流中，这些都是一种单向度的对待他者的观念心态。事实上，外国作家面向异国时并不要求任何相互的效果，甚至不要求任何反馈、也不要求对方理解自己的感情。他们对异域他者的描述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异国文化现实被一些作家视作是绝对优越于本土文化的。这样相应于异国文化的正面增值，就是对本土文化的贬低。在此情况下，这些作家就表现出一种对异国他者的向往甚至狂热，而呈现出某种乌托邦式的文化幻象。另一种则是与本土文化相比，异国文化现实被视为低下和负面的，因而对它怀有一种贬斥与憎恶之情[2] （PP141-142）。英国作家通过中国题材所展示出的对中国的看法大致上也有这两种情形。 二、英国作家视野里的中国形象 早期（14至16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形象多半是传奇与历史的结合，人们心目中的东方（中国）世界是一个神秘、奇幻、瑰丽的乐土。这方面英国散文始祖曼德维尔的《游记》（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1357）最为典型。这部《游记》写成后辗转传抄，有识之士莫不人手一编，其风靡程度不让《马可·波罗游记》。虽然此书中所述关于蒙古和契丹的知识，基本上从鄂多立克的游记脱胎出来，但欧洲文学里的中国赞歌实由此发轫。他对中国文化甚为景仰，以为大汗的政治、经济乃至礼貌诸方面，欧洲各国无可望其项背。可以说在地理大发现之前，马可·波罗写实的游记与曼德维尔虚构的游记，就是欧洲人拥有的世界知识百科全书。曼德维尔把关于东方的诱人镜像吹嘘得令人眼花缭乱：那世间珍奇无所不有的蛮子国，那世界上最强大的大汗君王，以及他那布满黄金珍石、香气四溢的雄伟宫殿，还有那遥远东方的基督国王长老约翰……在这般神奇斑斓的幻景里，历史与传奇难以分辨，想象与欲望紧密相连，共同构造出人们心目中的乌托邦世界。这种关于中国的乌托邦形象在19世纪以后的英国文学里也不断被重复，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是如此，詹姆斯·希尔顿的《失去的地平线》更典型。 17至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各种报道风行欧洲，英人对中国的认识和看法，赞美与抨击并存，欣羡与鄙视相共。虽然他们借鉴的材料基本上都来自于这些耶稣会士的著述，但由于各自的政治观点、宗教信仰和文化理想的差异，而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评判标准与价值取向，即文明之邦的中国形象与野蛮愚昧的中国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