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并不很长，相对而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却成了积之既久的课题。循着文学史讨论与写作的历史陈迹，应不难发现，文学研究界事实存在着独尊文学史的学术霸权现象，许多文学研究者都或多或少持有关于文学史的学术霸权意识。这样的学术霸权意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繁荣有着毋庸争辩的促进作用，不过对于文学史写作的多样化和丰富性却构成了某种历史性的障碍。 一、文学史学术霸权的形成及其影响 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并无文学史一门，文学史的撰著乃是国人通过东洋渠道引进西洋学术的结果。有研究表明最先撰著中国文学史的中国学者为近人林传甲、黄摩西和吴梅（注：在2004年11月初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和苏州大学文学院主持召开的“中国文学史百年研究（1904-2004）国际研讨会”上，陈平原报告了他发现的现存于法国的吴梅编撰的《中国文学史》，王永健教授根据吴梅与黄人的合作关系推断，吴梅此稿当为黄人文学史著作的摘选本。），不过这些基本上仍属于传统文人的文学史家其实并不看重自己的文学史写作，可见在他们的心目中远远未构成文学史的学术霸权意识。文学史学术霸权意识的形成应该与新文学家和现代文学研究者对西方学术的倾心接受的特定心态有关。作为新文学家和现代的文学研究者，郑振铎明显地表述了这样的文学史学术霸权意识，他这样批判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名目虽是‘中国文学史’。内容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连文学史是什么体裁，他也不曾懂得呢！”（注：《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6-37页。）这番话至少表明，新文学家认为文学史是品质更高的一种学术体裁，文学史是不应随便写作的学术范型。这样的文学史霸权之论此后在新文学界以及现代的文学研究界时有出现，陈西滢等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批评，以及30年代文学研究界对陈锺凡文学史著作的批评，都曾在这样的文学史学术霸权意义上展开。 这样的文学史学术霸权之论虽然并未得到广泛的响应，但由此构成的文学史学术霸权意识却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得到了比较普遍的认同。作为这种普遍认同的标志，几乎每一代每一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都主持撰著过中国现代文学史，或者参与过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撰著，或者怀有主持或参与撰著之心。 自从王瑶先生等在50年代初期作为官方学科建设的重要部署开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操作之后，各种各样的这类文学史著作的撰写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大热点。这个学科的老一辈开拓者（注：因为是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意义上谈论这个话题的，因此我没有从上个世纪30年代王哲甫等文学史家的开创性业绩这样的遥远源头说起。），几乎无一人未曾涉足过文学史的写作。李何林是从思潮角度撰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先驱，任访秋以半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为日后数以百计的同类著作首开先河（注：据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出版于1944年的任著“第一次使用《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书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田仲济以《中国抗战文艺史》开创了现代文学断代史和专题史的写作先路，刘绶松、张毕来、丁易、蔡仪等个人署名的文学史写作同唐韬开创的个人主编集体写作的写作模式交相辉映，并与50-60年代高校师生集体编写文学史热相呼应，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最初的热潮。另有一些老一辈现代文学学者如陈瘦竹等未能赶上这一波文学史撰著热，不过在文革结束以后又都纷纷作了弥补，参与到各式各样的文学史建构当中。 这种几乎是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同步发轫的现代文学史撰著热直接培养了新一代现代文学研究者，基本上是在50年代完成了高等教育的现在已无可争议地被我们称为前辈学者的这批人，当然也是以艰辛的筚路蓝缕的开拓亲手搭建起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大厦的一代中流砥柱式的人物，几乎就是在文学史撰著热的气氛中接受了现代文学，也对现代文学的学术构成作了基本上等同于文学史的理解。这一代学者在数量上比前述老一辈现代文学学科奠基人要庞大得多，但他们撰著属于自己的现代文学史的意念与意志，决心与雄心并未有丝毫的懈怠，于是轮到他们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呼风唤雨、一言九鼎且如鱼得水的时候，便纷纷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各门各类甚至各省各地的操作。同样，几乎每一个有成就的这一辈学者都以不同的身份和方式进入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专著的营构之中。这样一来，中国现代文学史专著的数量必然可观。有人面对此一情形作出了如下的喟叹：“我们这一代人终究有一个梦想要圆，那就是用自己的文学史上课。”这种感喟不是没有来由，原来这是这一代人与生俱来、“与学俱来”的原初记忆，其实也是中国现代文学这个学科的原初记忆。原初的记忆化为生命的梦想，这几乎是一种顺理成章的事情。 而且，弥足珍贵的是，当前辈学者带着这样的记忆与梦想——其实几乎就是带着他们学术生命的原动力进入到各式各样、各体各块的文学史写作的时候，由于有一种后辈学者难于体验甚至也许难于理解的学术神圣感和学术使命感在起作用，他们的劳动和创造在这一方面往往能结出或灿烂或坚实、或厚重或灵动的学术奇葩，特别是黄修己的独领风骚独辟体例的新文学史，严家炎的新见迭出精炼透辟的小说流派史，孙玉石的思路谨严沉稳厚实的诗歌流派史，钱理群等人的体系严明思维深刻的现代文学通史，范伯群的大气磅礴厚实庄重的通俗文学史，黄曼君的通达连贯理论性强的理论批评史，朱德发的鞭辟入里深入细致的“五四”断代文学史等等，还有杨义等一大批学者从各种体裁各个专题撰著的各类专门文学史，堪称是这一辈文学史梦想者步向成功和辉煌的代表。 先辈垂范作用在学术史发展的链接上，甚至在学术界往往会得到格外的凸显与强调，先辈学人如此重视文学史的撰著，甚至将这样的学术操作与自己的学术记忆，与自己的学术梦想，简而言之与自己的学术生命及其意义连在一起，这样的倾向和风气对于后来的学人影响自会甚大甚远。这样的影响造成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结果。 其一，作为积极方面的结果，后来的学者依然继承前辈学者的学术风范，将自己的学术创新的冲动和努力全都倾注到文学史操作，并在文学史的设计和撰著方面调动起自己的全部创造力和生命活力，从而写作出富有内涵、大有创意、很有深度的文学史专著。这方面的成就可谓不胜枚举，它们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新时期最辉煌最灿烂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