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法分类号 C912.4 在世界趋向多极化的后殖民时代，最重要的必须保持并保护文化的多元。历史证明，任何一个文化都必须有新的不同文化的刺激才能发展。遗憾的是，目前文化的多元性依然受到威胁。欧洲中心论仍然是主要危险。亨廷顿说，当前已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分歧引起战争；最近，他甚至提出，必须有文化的“假想敌”；那么，谁是欧美文化的“假想敌”呢？ 他们显然要求世界文化沿着西方的意志发展，他们企图像对待印第安文化那样压抑、消灭弱势文化和异质文化。与之相类似的是“东方中心论”。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据说，亚洲或中国将“成为”21世纪的主人，“东风压倒西风”，这是在重复西方中心论的错误。华夏中心论或大汉族主义其实也曾企图建立“中心霸权”话语，压抑多元的、弱势的而又丰富多采的少数民族文化。比较文化领域里徐建新、彭兆荣、邓启耀等对兄弟民族文化的关注和研究也是对所谓中心霸权的反抗和消解。 近年来信息科学和电子技术高度发展，互联网四处风行，但是不懂英语就无法上网，无法进入国际信息高速公路。有人认为，“世界语言”将由此建成。不但汉语，就连法语、德语都受到了威胁。这种强大的科技优势会不会造成“大一统”的文化和语言，逐渐压倒乃至吞并弱势的文化和语言呢？ 于是产生了反抗或逆反心理。有人故意穿起长袍大褂参加国际会议，声称中国的一切（尤其是过去）都是最好的。害怕污染便重新躲避、裹藏，这样只能造成新的封闭，从而导致衰亡。我觉得，在比较性、历史性的学术研究里，唯一的办法是用崭新的现代性的理论和方法重新评价、诠释自己的传统和传统文化，与世界对话、接轨，参与世界多元化的发展，跟各民族一起进步，一起拓展。 而要走向世界，就必须有所贡献，必须挖掘我们的文化资源，发扬自己文化的特点。叶舒宪、萧兵等主持并参与撰写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就正在做这样的努力。他们用现代的世界的眼光诠释中国文化原典，竭力使它成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人类共享的思想资源。我觉得，他们已经跳出东西方文化二元对立的传统模式，而从人类及其文化整体的高度去省视某一文化现象，例如，他们对《诗经》、《楚辞》、《老子》、《庄子》、《中庸》、《山海经》等所做的“破译”，主要是跨文化的融会贯通，超越了东方西方孰优孰劣的简单价值判断。他们所使用的既不是东方话语又不是西方话语，而是建构中的世界话语、人类话语。他们竭力探寻的是普遍性的人类“元语言”（也称“后设语言”）及其模式，例如人类所共有的“永恒回归”(Etemal retum)，自我中心幻觉，以及“乐园”追求等等，尝试“从具有相对普遍适应性的原型、象征等模式出发，希望能够使长期以来仅限于单一文化范围内的训诂——文献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藉（上举）人类学的普遍模式的演绎功能使传统考据学所不能彻底认知的远古文化‘密码’在跨文化的比较分析和透视下得到破解”（参看该系列卷首说明）。这样就可能从研究和诠释里产生新的话语，能够在人类共同建造的思维基础上相互沟通，共同前进。这样，东西方就可能在彼此都熟悉的语境里对话，不但能够消弭过去的有关东西方文化“优劣成败”的某些情绪化的误解和争执，而且可能由此寻找到东西方文化的契合点和生长点。 当然在相互诠释、阅读或碰触、交往的过程中可能产生“误读”，但更可能催生新质，亦即既非东方也非西方的新的话语，从而让各国人民都能理解和接受。这种“文化解读”在交流里不仅可能而且必要。它可能使经过“误传”或折射而传播的异质文化变得更容易理解，更容易接受，种种“误读”也必然在逐渐的理解中得到修正或升华。这是世界语境里的比较文化的必然结果。这里还不讲他们对传统文化的“重构”和考释里的种种极富启迪性的创新和怀疑、批判精神。 从前有人说，发祥于19世纪的达尔文进化论把人类的历史变成一个有序的纵向系列，比较神话学则从横向把人类视为一个整体：它们是对20世纪的极大贡献。我也曾说过，以萧兵《中国文化的精英》和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为代表的中国学派比较神话学实际上已经进入总体文学研究（前者荣获中国 比较文学学会暨《读书》杂志比较文学图书一等奖，后者除获多项褒奖外最近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精品文库形式再版）。近年由于信息和传递技术的进展，文化研究越来越趋向于比较性和总体性，多学科、跨学科和超学科的运作再也不是新鲜的事情。萧、叶等人的研究早就打破学科界限，现在其触角又渐渐从民俗神话学伸入严格的历史学与哲学或思想文化的广阔空间。由于他们的对象主要是中国文化，所用的方法又是以传统的训诂考据之学为先导，详细占有包括甲金文和地下实物在内的材料，运用“文献／考古／田野”三重证据，诠释、破译中国上古文化典籍的众多疑难，所以“中国特色”特别强烈——有人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化考据学派”（或称“破译学派”）。这也证明，多种文化的比较与整合，世界话语的建立或重构，不但不会泯灭、混同各个民族的文化个性，而且会使他们各自的特色格外彰显。人们呼吁已久的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似乎已经露出尖芽，可望其在新世纪里茁壮生长。 我觉得，不管他们的作品存在多少错误、缺点或问题，这种重建民族文化传统，并使之走向世界、走向人类的信心和努力，代表着我们学术的方向和未来。 我们的学术研究必须立足自我又走出自我。结构主义也要求走出自我。通过分析现象或事实都成为“结构”或“形式”，然后再来“回归”。其实抽掉了具体特定的时空就没有了实质，没有了特性，只剩下空壳。结构主义必然走向后结构主义，解构一切，消解一切。这虽有瓦解中心霸权主义的作用，却是远远不足的。消解了中心、逻格斯、形而上和主体性，很可能就灭除了一切，走向虚无。而我们仍然要立足于自我，但必须是由世界来审视自我并使自我走向世界。过去多是世界来观察我们，文化考据学派则转向自己的世界，并从而观照异我。因为山行步步移，只有通过主观才能观察客观。客观世界本来就是多元的，流动的，变化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现象学所面对的是拓朴学的空间。后现代主义或后形而上学、后结构主义瓦解了“中心”和“终极”话语，证明并不是一切都具有被规定的“必然性”或“规律”或“本质”，这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还是有积极意义的。符号是飘浮的，我们使用的语言和方法都必须随之改变。叶舒宪和萧兵们的破译系列已经开始了这种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