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6月6日至8日，由武汉大学文学院和《文学评论》编辑部共同主办，黄冈师范学院、湖北师范学院、荆门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协办的“技术化社会与汉语文学的文学性”学术研讨会在风景秀丽的珞珈山麓武汉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高校和科研单位以及日本、韩国的专家学者六十余人，就与此论题相关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和探讨。这次会议既是两年前“高新技术产业化时代文学和文学的发展”研讨会的继续和深入，也是对目前学术界普遍关注的“文学性”、“技术理性”、“人文精神”，等热点话题的积极介入。 与会代表主要围绕文学与技术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关系、文学的文学性、汉语文学的语言特性等问题展开了热烈和深入的讨论。 一 文学与技术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关系 在技术化社会里，文学面对技术理性的挑战和人文精神的诉求，应取什么样的姿态、建构什么样的品格，以保持和不断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在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中发挥特殊的功用？胡明（《文学评论》编辑部）在开幕式上发言道：文学应当超越技术理性，保持、协调和促进人文精神的发展。技术理性强调逻辑、秩序、物性伦理，人文精神主张情感、审美、灵魂升华，文学在本质上是渲染、传播人文精神的。技术理性日益挤逼、代替文学审美，扭曲、抽换乃至废弃人文精神，人就会异化为“器”，丧失人格主体，丧失道义立场，丧失精神家园。他对当下人的审美本质力量的减弱和退化深感忧虑，对技术化社会文艺诗性的自由伸展表示悲观。在接下来的大会发言中，马龙潜（山东大学）相对技术理性和人文精神提出了一个人文理性的新概念。他首先对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在中西方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含义、相互关系及历史发展演变做出了分析，认为在当今社会应以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个人与社会的辩证统一作为基本出发点来把握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关系。他说，面对技术理性片面发展带来的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西方学者选择了文学艺术作为对抗人性异化的方式，这也成为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国学者的选择。通过文学艺术的方式改善为技术理性异化的人性的状况，并非不可能，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样的文学艺术可能发挥这种作用，是用感性膨胀的文学艺术对抗技术理性，还是用感性与理性对立统一的文学艺术去调解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关系？技术理性对传统人文精神的压制和排斥，并非在剥除人类精神中的感性因素，而恰恰是引导人的感性生命脱离人文理性的约束，使人仅仅以技术理性的眼光对待自己的生活，满足自己的感性欲求。因此，在强调通过文学艺术的审美方式来对抗技术理性时，若没有人文理性的引导，就有可能造成感性因素的过渡膨胀，产生“美女作家”、“身体写作”一类文学现象，使人性出现另一种异化形态。袁济喜（中国人民大学）根据中国古代文论范畴阐述了他对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关系的看法，他强调科学技术总是形下器的范畴，永远不可能代替人对形上精神之道的体验。因此在技术化时代，我们应特别坚持为理想保留地盘。文学艺术就是表现人对理想的追求的。胡亚敏（华中师范大学）对这一问题有不同认识，她认为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对立被许多学者夸大了，事实上科学技术并未压制文学艺术，文学艺术总是在向科学技术靠拢，它们二者之间是共生互渗的关系。文学艺术可以借助科学技术的翅膀高飞，科学技术也能从文学艺术找到灵感和激情。胡立新和王佑江（黄冈师院）对此表示赞同，二位代表的发言提纲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说明，文学艺术的发展总是以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前提。如制陶技术的出现为陶瓷艺术的形成提供了技术基础，青铜技术的发明使青铜器艺术的产生成为可能。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电子传媒介入艺术传播，打破了传统艺术的贵族性，典雅的芭蕾舞通过电视转播可以让亿万人观赏；深奥的古典音乐通过广播、电视、录音带或光盘走进了千家万户；中外文学名著搬上银幕和屏幕，使无力阅读的大众也可以“阅读”了。彭松乔（江汉大学）分析了技术化时代人类生存方式由传统单一的现实世界拓展到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并存所带来的深刻变革，认为这样的现实境况既造成了文学的萎缩和边缘化，同时亦给文学提供了新的感觉和思维方式、新的创作资源和传播接受形式。因此文学要达到审美诗性对技术理性的超越，必须实现感觉和思维方式由传统社会向技术化社会的积极转型。 二 关于文学的文学性 文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其独特的“文学性”无疑即体现在它所运用的语言当中。而文学的“文学性”只是一个“如何言说”的技巧性规定，还是同时包含了“言说什么”在内的总体性概念？这是一个很强的理论问题，但是对它的解答直接关系到对当下技术化时代文学发展现状的认识和评价，同时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学科界定亦具有重要意义。有人提出，技术化时代里文学与文学性已发生分离，文学性全面扩张了而不再是文学的专有属性，它渗透到社会的经济、商业、消费乃至政治、宗教、学术等各个领域。这显然是将文学的文学性看作只是“如何言说”的技巧性的东西，吴子林（《文学评论》编辑部）对此表示怀疑，他首先从学理上指出，任何一个事物都有自己相对稳定的特性、内涵和边界，如果任意扩大之，就等于取消了这一事物。他据此分析文学本身，指出文学之为文学是有其基本内涵的，那就是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文学是一门语言艺术。再将二者结合起来说，文学就是以审美为最高本质的语言艺术。可见文学至少有两个维度：审美的和语言的。从审美的维度来看，文学作为审美是向度向上的情感的评价，而经济、商业等活动中的所谓审美是世俗化、欲望化、感官性的。从语言的维度观之，文学的文学性（艺术性）就体现在它的语言当中，我们无以脱离语言看文学。如果说人类语言有技术性、思想性、诗性三个层面，则可以说文学是将语言的诗性挖掘得最充分的话语实践。这也是文学区别于影视图像、商业广告、电子游戏等流行文化的显性特征。凡此说明，从文学中抽绎出“文学性”，目的只在于将文学活动与人类其它活动区分开来，在众多的社会话语光谱中，划出一块文学的领地，以安顿文艺学或文学研究。张荣翼（武汉大学）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提出，文学性应该是文学研究的基本关注点，但是对此不应该采取一种本质主义的立场，以为文学性就是等待我们去认识的一种完全客观的存在。实际上不同时期对文学性有着非常不同的认定标准。在这里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是文学本身的变化，在文学的变化中，所谓文学性就可以有不同的性质或者侧重的特性。二是文学研究范式的变革，在不同研究范式的观照下，使得凸现出来的文学性可以有不同状貌。我们今天研究文学，其思想资源不再是主要依靠那种在人文学科里面起着引导作用的哲学等，而是经济学、法学、语言学、传媒理论等，这些学科有时具有更直接更明显的价值。在这种不同的取景框架中，文学性的显现就有不同。高玉（浙江师范大学）的看法是，文学的文学性就在语言的诗性层面上，关注这一层面的问题，我们能够走向真正的文学本体研究。张文初（湖南师范大学）从道学和佛学的人生本体论说明，真正的诗性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还认为“穷而后工”、“愤怒出诗人”才是最本真的文学性。孙宗美（武汉大学硕士生）对文学的泛化做出一种宏观思考。她说，保持纯正、独立的文学发展态势与各种世俗因素精华的吸纳、融合，以及自身的变化并不矛盾。技术化时代的文学理应在现代科学技术的辅助作用下，继续保持独立的个性。从现实来看，文学泛化的范围已突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扩大到整个社会生活层面。这是人们开始在社会生活领域自觉追求生活的诗意化，用充满诗意的眼光观照世界的表现。当下的泛文学化更为充分地突显了文学的人文品质，扩大了文学自身的影响。黎湘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发言说，在中国，关注文学的都是文艺理论家、美学家，而在国外，则多是哲学家、社会学家。这是否说明，对文学采取不同的观照视角，就会见出不同的文学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