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生成论的魅力

      在西方后现代领域的众声喧哗中，德勒兹是一位善于创造概念的大师和在“千高原”上自由驰骋的游牧者。德勒兹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重读和清算哲学史，与加塔利—起创造了一系列特色斐然、内涵丰富的后结构主义概念，其中becoming（生成）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德勒兹的全部思想，都贯穿着对生成(becoming)而非存在(being)的强调。“生成”与德勒兹的“反俄狄浦斯”、“千高原”、“块茎”、“褶子”、“分裂分析”、“欲望机器”、“游牧”、“无器官的身体”、“解辖域化”、·逃逸线”等关键词密切联系，反映了德勒兹的后结构主义差异哲学和流变思维的特质。

      一、“生成论”与西方传统

      德勒兹的生成论在西方思想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科尔布鲁克(Claire Colebrook)在《吉尔·德勒兹》(2002)一书中指出，整个西方思想史都建立在“存在与认同”(being and identity)的基础上，而德勒兹则相反，他强调的是差异与生成(difference and becoming)。

      相对于古希腊的文艺思想传统，德勒兹的生成论美学的意义在于对柏拉图主义及摹仿论传统的颠覆，即认为不再有某种源头或存在作为生成的基点。德勒兹倡导内在性的生成，以无根基的类像否定柏拉图所预设的基要主义，对其原本／摹本、真实／虚假的二元摹仿论加以解辖域化。这不仅是把生成置于存在之上的问题，而是试图消解柏拉图式的二元对立观念。当代结构主义与现象学皆将差异与生成置于某种基础之上：或语言，或体验，而德勒兹则拒斥以静态的差异结构作为认知世界的基点，关注结构的动态生成。“他们针对的主要目标不仅是当时的现象学和结构主义运动，而且也是整个西方思想史。”（注:Claire Colebrook,Gilles Deleuze,Routledge,2002,pp.1-3.）对基要主义的辖域进行解辖域化，使得德勒兹的后结构主义思想游牧成为可能。

      德勒兹生成论的意义还表现在对人类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传统的解构和活力论重构。德勒兹的著作不仅是反柏拉图主义的，也是反人本主义的，反启蒙的。他认为，我们错误地设想有一个真实世界隐匿在生成之流背后，那是一个稳定的存在。但实际上，大千世界除了生成之流以外别无他物，一切存在皆不过是生成生命”(becoming-life)之流中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瞬间。由此，西方传统中的人本主义和主体中心论被视为妨碍生成的障碍。德勒兹拒斥以人作为基本存在的观念，肯定大千世界各种存在都有生存价值与意义的多元，肯定动态的生成观。人类眼中五彩斑斓的世界在响尾蛇眼中则是一幅红外线的单调图景；雌雄蛾子之间、大海中的鲸鱼之间、陆地上的大象之间交流所发出的次声无法为人耳所接收，因为它们的声波现实化的途径或方式不同于人际交流。貌似静态的植物实际上是光线、热度、湿度、虫害等等的接受体，是与其他生成物相关联的动态过程。因此，维度不同而生成殊异。人类的眼睛、大脑和心灵只对自身感兴趣的东西加以感知，把感觉的混沌世界缩减成为特定的客体，而自己成为观察这种客体的主体。德勒兹倡导以活力论的多元视角对传统的人类主体论视域解辖域化。文学是这种自由解放的主要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德勒兹和加塔利欣赏卡夫卡文学的原因：在卡夫卡创作的故事中把生命想象为甲虫、洞穴动物或机器。由此，我们可以从一种非人类的视角想象生活。”（注：Ibid,pp.125-128。）德勒兹的这一维度与巴赫金的“超视”、“外位”及人类学研究中“主位”、“客位”视角之间有着交叉互补、互释的理论空间。

      二、“生成动物”与卡夫卡

      德勒兹和加塔利曾合撰文学研究专著《卡夫卡：走向少数族文学》。他们认为，卡夫卡的作品是迥异于西方思想树状传统模式的“块茎或洞穴”，是非中心、迂回曲折的生长的蟹状草，具有平原上鼠穴或兽径式的复杂多变的逃逸线。卡夫卡作为“少数族文学”的喜剧性代表作家，表现出一种全新的文学与文化模式。

      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看来，生成观念在文学领域集中表现在“少数族文学”和“生成动物”(becoming-animal)之上。少数族文学是文化多元共生时代与双语或多语生存状况相关的一种特殊现象。历史上和当今世界有许多人生活在并非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言与文化中，因此少数族文学概念具有特殊意义。德勒兹与加塔利提出少数族文学的三大特征：语言文化的解辖域化、政治性（反精神分析）、集体价值。少数族文学可以界说为：使用主流语言同时又从内部颠覆这种语言的文学。德勒兹和加塔利借用哥巴尔德(Henri Gobard)的四种语言学模式（方言、媒介语、参照语和神话语言）研讨卡夫卡与捷克语、德语、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的关联，认为少数族文学的三个特征都突出地体现在卡夫卡身上。卡夫卡身为犹太人，在捷克的布拉格写作，用主流语言德语来实现他作为陌生人的快乐的“逃逸线之旅’。

      德勒兹和加塔利还解读了卡夫卡文学中显而易见的生成动物的旨趣。生成动物不是存在动物(being-animal)，不是文学修辞而是一种非人类视角的生成。由此，他们对现代主义关于卡夫卡的传统看法和阅读方式提出丁挑战，否定了广为人们所接受的卡夫卡作为俄狄浦斯叙事、孤寂、苦行、神秘、忧郁的作家，作为现代异化与焦虑的编年史记录者等形象，进而论证了他是一个反个人的文学机器创造者，其作品充满了社会与政治的意蕴，渗透了愉悦与幽默。卡夫卡绝非退缩于世界，而是揭示了“未来的恶魔式的权力”——奥匈帝国模式的法西斯、苏联和资本主义官僚主义的权力（注：H.Bertens and J.Natoli,Postmodernism：the key Figures,Blackwell Publishers Ltd.,2002,pp.98-103.）。卡夫卡文学世界中的生成动物不再是人与动物的二元对立，而是人与动物的互为解辖域化，是处于一种流变之间的链接，其中容纳了最大的差异。卡夫卡的文学世界没有表层现象，也没有深度模式，是反意义的。

      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理论都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欲望生产的一些特征，并形成了某些交叠点。马克思忽视了欲望的维度，弗洛伊德主义则将欲望纳入核心家庭而忽视了社会力量或阶级斗争的维度。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卡夫卡作品之所以是革命性的，是因为它以分裂分析揭示了欲望机器的微观政治学。欲望并不为权力所束缚，它们不断运动，总是寻求逃逸线或出路，总是拒绝权力机器的最终具象化。《审判》中，权力不是金字塔，而是线性与片段，且每一片段皆是权力，皆是机器。隔壁房间发生事件的毗邻性取代了法律的等级制，这种延误是完美的、积极的，它解除机器，不断装配，永远由此到彼地嬗变着。欲望机器扭转资本主义偏执狂式的表达式，而呈现出分裂症式的生成、流变和逃逸线。卡夫卡描写人变成动物，变成大甲虫、变成猿猴、变成鼹鼠。卡夫卡小说中充满了从俄狄浦斯权威的掌控中逃逸的描写，这是对宏大的权力机器进行拆解：无论是技术机器（《美国》），还是法律机器（《审判》），或是官僚机器（《城堡》），都是被拆解的对象。在俄狄浦斯核心家庭三角形（爹地-妈咪-孩子）之外，有一系列社会的、司法的、人际的、文化的三角形在卡夫卡的文本中增殖着。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分裂分析可视为对弗洛伊德主义文学批评的解辖域化。欲望变成了一种逃逸线，一种解辖域化运动。由此，卡夫卡作品成为德勒兹和加塔利“反俄狄浦斯”分裂分析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