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 当代文化研究实际上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从传统的文学经典研究转向大众文化研究，二是用新的理论重新评估与阐释旧的文学与文化现象。在后一层面，文化研究企图包含并覆盖文学研究，从而引申出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并进一步引申出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的关系问题。 卡勒（Janathan Culler）在《文学理论：简短的导论》一书中指出，一方面，文化研究鼓励研究电影、电视及其他大众文化形式，而不是大力促进对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伴随着文化研究兴起的理论又给传统的文学经典增加了活力，开拓了更多的解读英美文学经典的方法，并且，文化研究的发展也一直与文学经典作品的扩大相伴。而对于分析包括文学经典在内的文化现象的适当方法这个问题，卡勒却不无担忧地认为：“从长期统治着文学研究的原则——主要的兴趣是个别作品与众不同的复杂性——中逃离出来，文化研究易于成为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而且，文化研究也屈服于别的诱惑。”（注：Jonathan Kuller,Literary Theory: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1997,p.51,p.51,51,p.52.）亦即是说，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文化产品就是一种处于社会—政治结构之下的表征”（注：Jonathan Kuller,Literary Theory: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1997,p.51,p.51,51,p.52.）。卡勒将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这种解释方法称为“表征性解释”（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与文学研究的“鉴赏性解释”（appreciative interpretation）相对应，并说：“如果文学研究被纳入文化研究名下，这种‘表征性解释’就可能成为规范，而文化对象的独特性就可能被忽视，与此同时，文学鼓励的阅读实践也会被忽视。”（注：Jonathan Kuller,Literary Theory: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1997,p.51,p.51,51,p.52.）卡勒围绕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所提出的问题，特别是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表征性解释”问题，确实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论争中的关键问题，而且都与文学经典有关：前者关系到何谓文学经典，后者关系到对文学经典的阐释。于是，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学经典成了关注的焦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关系的论争，在某种意义上也就转变成了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关系的论争。这同样也可被视为当代中国关于文学经典的论争出现的背景。 在美国的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关系的论争中，布鲁姆（Harold Bloom）称得上是独树一帜的“浪漫主义骑士”，在文化研究正在全面质疑与摧毁传统的文学经典的时候，他起而维护“审美自律性”概念，维护传统经典的权威，反对大众文化，反对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对传统文学经典的颠覆。他将女性主义、非洲中心论、马克思主义、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或解构主义都称为“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注：布鲁姆：《西方正典》，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第16页，中文版序言第2页，第411页，第13页，第412页，第17—18页。）。在布鲁姆看来，“憎恨学派的基本原则可以一语道破：所谓的审美价值也出自阶级斗争”（注：布鲁姆：《西方正典》，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第16页，中文版序言第2页，第411页，第13页，第412页，第17—18页。）。于是，身份政治成了他们评价并摧毁传统文学经典的基本原则。“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被政治化了：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注：布鲁姆：《西方正典》，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第16页，中文版序言第2页，第411页，第13页，第412页，第17—18页。） 对此，布鲁姆深感悲哀：“诗歌、戏剧、故事和小说的教学正在被各种社会和政治讨伐的摇旗呐喊所取代。”（注：布鲁姆：《西方正典》，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第16页，中文版序言第2页，第411页，第13页，第412页，第17—18页。）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布鲁姆反抗的正是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所采取的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而对“鉴赏性解释”的缺失深感悲哀与无奈。他所维护的，是经典作品与众不同的原创性与复杂性。在布鲁姆看来，出于明显的社会和政治目的对文学经典的政治化阐释，不能揭示文学经典的原创性与复杂性，是对文学经典的亵渎与损害。 在我看来，像布鲁姆这样全然否定大众文化的价值与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可能有的赋意作用，在今日显然太具有曲高和寡的精英色彩，也难免褊狭。然而，他所提出的文化批评的政治化阐释对文学经典的原创性、复杂性的忽视，确实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问题。对此，我想通过后殖民批评的一个个案加以阐释。 二、一种个案：萨义德的身份政治与叶芝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