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华民族精神在漫长的中国传统社会以一种平缓的节奏氤氲化生,传统儒学理论、礼法制度与发达的日常生活世界则是影响其化育历程的重要因子。近代以来,由于中西文明的冲突与对接,更由于自身所存在的内在矛盾,传统儒学理论、礼法制度以及传统日常生活世界开始走向衰落、崩溃与解体。它们分别从理论、制度与生活实践三个层面预示着古代中华民族精神现代转型的到来。 一、传统儒学理论的衰落与古代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转型 文化是涵育民族精神的母体,文化的嬗变意味着民族精神的深刻转型。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道、释三家思想体系的互动互补为主体框架构成其基本格局,提供了古代中华民族精神赖以涵孕、化生的文化生态。但是,就一种思想理论体系对社会所产生的深刻、久远的影响与效果而言,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独尊地位无可置疑,在中华民族精神化育历程中的理论影响亦最为突出。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讲,传统儒学的理论命运集中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走向,也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精神的演进历程。 (一)儒学的意识形态化与儒学发展的悖论 儒学的发展和完善蕴涵于儒、道、释这三家思想旨趣各不相同的理论体系的互动互补过程之中。事实上,一种理论体系既需要在实践推动下不断地自我更新与完善,也需要在与其他思想体系的紧张中获得自身发展的动力。应该说,儒、道、释互动互补的文化生态不仅仅对于古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健康发展,而且对于传统文化中任何一家思想体系的自我完善都是极为重要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然而,随着自汉代以来儒学意识形态化趋势的日益增强,这一有机文化生态的动态平衡被逐渐打破,并由此开始了儒学思想的僵化走向。 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即原始儒学依靠学术与政治的联盟而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和文化格局中获得统治地位的渐进过程,完成于诸多环节的努力。这一过程的深层动因在于,一方面古代中国社会特定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基础需要一种既能够解释现实,为现实辩护,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社会的精神追求、为社会提供特定的终极关怀的理论作为社会的“精神导师”;另一方面,以“内圣外王”为宗旨的传统儒学天然具有关注现实、献身现实的理论倾向与入世情怀。这两方面的契合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儒学委身政治的意识形态化趋势和命运。儒学的意识形态化过程具体表现为儒学宗师孔子的圣人化、祭孔仪式的国家化、儒学文本的经典化、国家选才制度的儒家化、儒学传播的制度化,以及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儒学化等环节。经过这一系列的努力,国家借助儒家学说为自身统治合法性做出理论诠释,儒学则背靠政治扶持踏上了显赫的社会舞台,从原始儒家一跃而为“制度化的儒家”[1](P1),或曰意识形态化的儒家。 在关于中国传统儒学的意识形态化过程的评价中,干春松认为:“一种思想与权力的结盟而获得独尊的地位,意味着思想自由发挥的时代的结束……这是由政治的逻辑决定的。”[1](P6) 笔者以为,这是对深刻影响了古代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以及其民族精神化育过程的传统儒学思想体系发展历程的灼见。应该说,理论的发展和理论的制度化、意识形态化总是一个难解的悖论。这是因为,“任何以社会现实问题为指向的思想流派,总是希望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对于社会秩序的设计能够运用于现实生活中,而制度化则是保证这种思想观念现实化的最好途径。”[1](P26—27) 思想的制度化与意识形态化是思想发展的一种特殊的形式和渠道。在专制社会条件下,政治的专制必然以思想的专制为要求,这意味着只能容许一种思想或理论获得统治地位。意识形态化的思想需要做出相应调整来满足政治的需求,它要削自由思想之“足”以适专制政治之“履”。因此,一方面,经过意识形态化的儒学思想通过国家权力运作而获得一种真理的地位,并以国家制度的渠道获得最广泛的传播;另一方面,制度化的儒学思想由此变成了仰政治之鼻息的奴婢,儒学自身的发展成为“带着镣铐的舞蹈”。一种理论发展的动力在于它能够不断地适应现实问题的要求做出发展性的解释,在于不同思想观念之间平等、开放的对话与交流。当一种思想与理论意识形态化之后,它必将处于一种“养尊处优”而“高处不胜寒”的境地。“异己”理论成为压制和翦除的对象,甚至现实也常常需要屈从于维护理论自我诠释的要求。因此,在拥有特殊政治扶持和保护的同时,理论自身僵化和封闭的危险性也大大增加了。 (二)传统儒学理论的衰落与古代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转型 随着意识形态化趋势的增强,传统儒学由于紧紧贴近政治而逐渐失去了理论的引导、试错与社会批判的功能。理论引导功能是指通过提供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而树立和统一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理论试错功能是指通过理论的探讨而避免社会实践的重大错误;理论的社会批判功能包括政治批判、作为社会良知对社会的批判以及文化传承与文化批判精神[2]。随着儒学的理论引导、 试错与社会批判功能在其意识形态化过程中的逐渐衰退,传统儒学最终彻底沦为政治的驯服工具,走向无可避免的衰落。精致成熟的宋明理学是儒学思想发展的顶峰与终结。发展到这一阶段,原始儒学中高扬人之主体性、重视人的德性修养等积极因素已演变为“存天理,灭人欲”的“吃人礼教”。理论的专制与保守阻断了自我调试的可能,儒学理论的日趋僵化和脱离现实注定了自己衰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