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革，都在促使社会文化发生着急剧的变迁。文化不是行为，但文化可以影响行为。文化的变迁引起了人们普遍的社会心理行为变化，形成文化震荡。军人作为社会成员的组成部分，其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人格取向也必然会受到文化震荡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一、社会转型与文化震荡的发生 作为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社会转型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社会转型被描述为“一种整体性发展”和“特殊的结构性变动”。从社会的基础性结构上看，当代中国社会正在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社会的前导性结构上看，当代中国社会正在从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从社会的生活方式结构上看，当代中国社会正在从匮乏型社会转向全面小康型社会；从社会的经济类型结构上看，当代中国社会正在从计划经济社会转向市场经济社会。这种多重跨越，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突出特点。 文化是社会的精神存在方式，是社会成员之间整合互动为群体的纽带和粘合剂，也是社会成员普遍承传的精神特质。社会转型不仅意味着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的转型，而且也是文化结构的转型。深刻的、大规模的社会转型，必然会引起文化模式的变迁，从而引起人们价值观念的更新，人格模式的变换。 经济活动是人最基础的社会活动，经济模式是文化模式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逐步取代计划经济并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层面。向来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应有之义的传统文化受到以经济为核心的价值观的强烈冲击。交换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直接基础，经济利益越来越突出，重商主义，拜金主义等反文化思潮随之伴生。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的全球化，使人类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烈的整合现象。以弘扬人的主体性、自由与创造性为内涵的人本精神和以数量化分析和技术操作为内涵的西方工业文化也迅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所促进的小康社会的来临，消费文化也匆匆登上日常生活的前台，世俗化正全面地展开其内涵与形式。于是，就社会文化的整体格局而言，与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理性文化相比，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感性文化呈现出日益扩大的态势。作为现代化的一种逻辑产物，文化变迁的节奏进一步加快。 内在的文化累积与外来文化移人的急剧碰撞，对社会成员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方式产生了猛烈的冲击和震荡，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将此现象称之为“文化震荡”。托夫勒把“文化震荡”描述为“人们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承受过多的变化以后，感到压力重重、晕头转向、不知所措的现象”。因此，所谓文化震荡就是急剧的社会文化变迁所引起的社会心理反映，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普遍现象。 伴着社会转型而生的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变迁虽然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半个多世纪，但变迁速度和震荡频率却远远超过了西方国家。中国社会在“动乱的十年”走向“开放的十年”中所出现的变化，丝毫不亚于甚至要大于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出现的变化。整整十亿人经过长期的封闭、停滞乃至倒退，又突然面临改革开放，面临如此现代化的一个外部世界，这种强烈的反差以及由此形成的心理体验是任何民族都不曾经历的。 二、文化震荡对军人心理行为取向的影响 首先，角色认知的冲突倾向。人总是通过一定的文化模式来认识这个世界。世界只有一个，然而不同的文化对于同一个世界却有不同的理解。文化的意义首先就在于，它为人们的认知提供一个基本的图式，从而使人们形成不同的价值判断。军人作为一种角色，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一个现役军人，无论他是官是兵，是何兵种，驻扎哪个地区，军人身份就是他的组织身份、职业身份、社会身份，决定了其主要角色特征。在计划经济文化模式下，整个社会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军人在现实生活中所承担的角色同主导文化所内涵的军人角色特征在总体上是协调的，二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鸿沟。市场经济大潮的兴起和多元文化的冲击，使军人成为社会转型过程中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既处身于传统之中，又置身于传统之外；既跨进现代的大门，又没有完全投入到现代的怀抱；与此相对应，他们的行为也受到双重价值标准的支配，既渴望现代的刺激，但又摆脱不了传统的桎梏。他们虽然也是改革的推动者和参与者，但在灵魂深处也经常有矛盾和迷惘，突出表现就在于对角色的认知上有了明显的冲突倾向。军人的角色使其认识到自己所必须承担的职责，但当前社会赋予其的利益主体的角色又使得其不得不追求自身的利益。一方面军人在献身国防事业时，开始把个人权利的获得及功利价值的实现作为衡量军人角色价值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军人在讲究奉献的同时，也要求关心个人利益。在当前军人的政治、经济地位呈现下降的态势下，军人个体现实生活中承担角色的利益化同社会主导文化所赋予军人角色的职责化之间的冲突就必然显现出来，从而使得军人在角色的认知上产生困惑心理。 其次，行为目标的重新评估和选择。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行为目标，这些行为目标无非分为两类：个人理想的行为目标和社会理想的行为目标。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在行为目标选择的影响上表现得非常突出。当代西方学者乔治·麦克林曾说过，作为文化基本结构的文化价值“构成了善的最初范式和层次。这些范式和层次是他们从小就体会到的并运用来解释他们所不断经历的各种关系。年轻人通过某种视角来观察他周围的世界，而这种视角的形成是由他们的家庭和文化根据他们在历史发展中——经常在艰难的环境中——所形成的选择模式所决定的。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前，中国属于比较典型的社会理想至上的社会，所有社会成员都要为一个共同的理想——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个人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高度重合，个人理想被淹没和抑止在社会理想之中。进入80年以后，对旧体制和旧文化的批判，促使人们自我意识觉醒，不再把人仅仅理解成社会集体理性化的人或者是完全被某种社会关系固定化的人。他们注重个体的自我价值和个人权利，要求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就军人而言，长期以来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自我定位和行为目标，即军人的价值在于满足社会的需要。军人对社会的奉献越大，其自身的价值就越高，所选择的行为目标意义也就越大。文化价值取向的变化，使得业已形成的固定的行为选择模式有了一定程度的动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奉献精神还是不是革命军人的人生价值取向?还具不具有时代特征?这样的疑问使得“当兵吃亏论”、“利益冲突论”和“操守难守论”等观念呈现出表面化的趋势。军人在面对自身利益时不再保持沉默，他们在强调社会理想的同时，也希望自身理想的实现。当一个人参军入伍时，其行为目标不仅仅是保家卫国，而是在寻求实现社会理想的同时，也希望军营能够成为实现自身价值的一个平台。当这个平台不存在或者不能够为个人价值的实现提供契机时，一些人必然会对原先的行为目标产生怀疑、动摇心理，并重新评估其行为目标选择的合理性。这也是我们理解现在军队人才流失的一个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