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293/Z(2004)04-0001-06 一 对写作艺术的关注历来是诗学的基本职能，认为真正的艺术杰作存在着超性别的共同规律，这样的认识迄今仍有影响。不能不承认，在优秀作家的创作经验中具有普遍性的东西。比如创作中那种出神入化的无意识状态，不仅为许多男作家强调，同样也得到女作家们的共鸣。但随着近年来女权运动的崛起，写作的性别意识被提上议程。在很大程度上，如今方兴未艾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便滥觞于文学女性在自身写作活动中性别意识的自觉；正是通过对女性写作特点的深入把握，进一步推进了边缘诗学的建构。 问题来自于伍尔芙对“妇女与小说”的关系所作的这番阐述：“在《米德尔马奇》和《简·爱》中，我们不仅意识到作者的性格，正如我们在狄更斯的作品中意识到他的性格，我们还意识到有一位女性在场——有人在谴责她的性别所带来的不公正待遇，并且为她应有的权利而呼吁。这就在妇女的作品中注入了一种在男性的作品中完全没有的因素。”[1](P54)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后来的“女权主义文学妇女”们的呼应。如著名加拿大女权主义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也以“女人通常不写男人喜欢的那种小说，但是男人是以写女人喜欢的小说而闻名”[2]这一发现，对诗性写作中的性别差异给予了强调。在女权主义批评家看来，对写作活动中一直存在的性别意识的忽略本身，就是对女性群体的一种歧视。法国的埃莱娜·西苏女士说：“大部分男女读者、批评家和作家们是出于无知而不愿承认或者公然否认女性与男性写作之间具有区别的可能性或相关性。”这意味着“迄今为止，写作一直远比人们以为和承认的更为专制地被某种性欲和文化的（因而也是政治的、典型男性的）经济所控制。……整个写作史几乎都同理性的历史混淆不清，它是菲勒斯中心主义传统的历史。”[3](P192-198) 时至今日，对女性写作特点的强调早已成了女权主义批评活动的一种共识。香港的陈顺馨女士通过对女作家凌叔华的短篇小说《酒后》与男作家丁西林改编的独幕剧的比较确认：“性别这个因素在文学创作中是不可忽略的，无论在视角、叙事方式和语言风格方面，都会因女作家和男作家在经验和性别认同上的差异而有不同的表现。”[4](P151)但回过头来看，在相当一段时期里，对女性写作特点的视而不见来自对女性独特创造力的怀疑，而这种怀疑又与女性写作中一度普遍存在着的受男性写作影响，不无关系。伍尔芙曾分析，由于缺乏明晰的历史传统，使得女性在投入到文学写作时常常面临一种十分尴尬的局面：虽然身为女人其实无法从那些伟大的男作家那里得到真正的帮助，但仍会为他们成熟的写作艺术所吸引。“看过女人的作品就觉得男人的文章是如此直截坦白。我们可以看出来思想的独立，体魂的自由，自信的坚强。这些都令人羡慕不已。”[5]虽然伍尔芙对《失乐园》里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男权主义难以忍受，批评作者是“最早的男权主义者”；但也还是情不自禁地赞叹：“弥尔顿以大师的手笔，对诸天使的身形、战争、飞行及住所给予优美的描述，构成了这部作品的主要内容，令人神往。”[6]埃丽卡·琼的自白也是一个突出的案例。这位当代美国女权主义作家在其自传体著作《我挡不住我》里承认：“我想要写一部《战争与和平》，否则，宁可不写。我可不愿写所谓的‘闺秀派作家’之流的作品。我的题材将涵盖战争、斗牛和丛林狩猎等场面。可是到目前为止，我搜罗到的题材不外乎‘琐碎’和‘婆婆妈妈’之类，却达不到任何的‘深度’或‘阳刚味’，令我深深感到挫折和苦恼。”[7](P83)同样还有曾说过“我非常崇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王安忆，由于反感一些女性写作的小格局而虽身为女性但表示“不喜欢被称作女作家”。[8] 诚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观念多少仍可以被看作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范式遗留下来的一种心理阴影。杜拉斯说过：多少世纪以来，女人都是由男人来教育的，男人告诉她们对男人来说她们是低人一等的。针对蒲伯所说的“大多数女人完全没有个性”，杰出的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写道：“我一点也不相信这是妇女与生俱来的，这只是环境对她们的自然结果。”他认为，“假如妇女同男人不住在同一个国家，从未读过他们的作品，妇女就会有自己的文学。”“如果有可能，留给她们的或是很多空闲时间，或是很多精力和思考的自由，去专心致力于艺术或思索，那她们必定比大多数男人有大得多的创造性的活动能力。”[9](P322-326)伍尔芙甚至曾大胆假设：莎士比亚有一位叫“裘底斯”的拥有特殊天才的妹妹，她和他一样渴望着去闯荡世界建功立业，但先是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教育，再是无法像她兄弟那样自由地投身于舞台艺术实践；即使她有勇气拒绝服从传统固执的父母为其作出的婚姻安排只身出走，也会被一位不负责任的男人所骗。最终在严峻冷酷的现实生活里悄悄自杀，就此无声无息地从这个世界消失。所以对于作为男权世界里的弱势群体的女性，文学写作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这种意义凸现于妇女在历史上一直所处的“沉默”状态。一部世界史讲述的从来都是关于男性们的故事，如同伍尔芙所说，关于我们的父辈我们总能知道一些事实，但是关于我们的母亲、祖母、曾祖母们却是一无所知。偶有诸如埃及女皇与武则天等事迹记载，不仅都是男性枭雄们的配角，而且也大多是对女性的一种“妖魔化”：女人是祸水，“能够在历史上留名的女性多是美丽倾国或亡国的女子。”[10] 对女性的这种历史剥夺首先就是对话语权的剥夺。埃德温·阿登纳一言以蔽之：长期以来，妇女构成了一个“被压制了声音的群体”。[11](P173)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伍尔芙曾引用温澈西夫人的诗句指出：“一个尝试写作的女人／被人认为是这么狂妄的东西／以致再没有美德能赎回这个过错。”因为文学写作在实质上是突破沉默的言说和对个体自我的确认，这意味着向男权中心地位的挑战。所以艾德里安娜·里奇指出：“对妇女来说，这种试图了解自己的做法，不单单是为了寻找个性；它是我们拒绝在男性统治的社会里自我毁灭的一部分。”埃莱娜·西苏也写道：“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本文，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她强调，妇女“必须写她自己，因为这是开创一种新的反叛的写作。只有通过写作，通过出自妇女并且面向妇女的写作，通过接受一直由男性崇拜统治的言论的挑战，妇女才能确保自己的地位”，“现在是妇女们用书面语和口头语记载自己的功绩的时候了。”[3](P124,188,195)如此看来，当埃丽卡·琼表示：“我写作的目的就是获得爱和关怀。”“我们写作是为了进入自我，为了盖房子和拥有自己的花园，为了立下声名和历史，并且在人生的旅途上不断创造自己。”[7](P165,223)这并不能仅仅被视作如同男性那样的个体功名欲，还具有一种性别反抗的意味。对于女性，文学写作既是个体的一种安身立命的手段，也是生命中的一种难以承受之轻，是她们书写自身历史的一种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