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史叙事的最重要的外部推动力量，是由夏志清、李欧梵和王德威（注：夏志清(1921-)，江苏吴县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中文教授（1991年退休），美国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奠基人。其1961年以英文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奠定了美国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基础。李欧梵(1939-)河南省人，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中国文学教授，美国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主要代表之一，国际著名文化评论家。曾经师从夏志清兄夏济安，视夏志清为师长，主要著作有《铁屋中的呐喊》、《上海摩登》等。王德威，博士，美国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著名学者，今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系主任、教授。其《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的重新评价》一文最为知名。）的著作构成的。具体说来，在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推动下，形成了80年代以来作为正统的“启蒙主义”文学史叙事；在李欧梵和王德威的推动下，形成了9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活跃的“晚清现代性”文学史叙事。并且，由于“启蒙主义”文学史叙事和“晚清现代性”文学史叙事成为主流叙事之后的霸权与遮蔽，激发了一种可以称为“新左派”文学史叙事的对立叙事在90年代后期的出现。（注：我认为新时期以来对文学研究、乃至思想研究有重大影响的是交叉在一起的三条现代性线索和四种文学史观，分别是“救亡”的现代性、“启蒙”的现代性和“欲望”的现代性，传统左翼文学史观、“启蒙主义”文学史观、“晚清现代性”文学史观和“新左派”文学史观。具体论述参见郑闯琦《中国现代思想传统中的〈北方的河〉》，《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6期。）不了解这几条文学史叙事的内在关系，就无法对90年代以来的文学状况和思想状况做出准确的判断。本文将对从夏志清到李欧梵和王德威这一文学史叙事线索及其影响、所激起的回应进行简要的清理，以期对当下几种文学史叙事的关系作出进一步的说明。 一、共同的立场：颠覆五四和左翼叙事，建构日常生活叙事 从夏志清、李欧梵到王德威，时间跨度达40几年，并且李和王的思想在这十几年来也都各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时代的思潮也从现代性转换到了后现代性，但是他们三人共同坚持的一些观念和立场却始终如一。 首先，他们把自己的文学史叙事他者都确定为五四和左翼文学史叙事。夏志清在196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确立了这一他者，并在1971年第二版时把五四叙事传统的核心观念明确地表述为“感时忧国”精神，并认为这是“中国文学进入现代阶段”的特点。他认为“感时忧国”精神是因为知识分子感于“中华民族被精神上的疾病苦苦折磨，因而不能发奋图强，也不能改变它自身所具有的种种不人道的社会现实”而产生的“爱国热情”。这种“感时忧国”精神让人们把目光集中到文学的内容上而不是形式上，集中到得天独厚的“现实主义”上，以便利用文学来探讨和了解自己所处社会政治的混乱。这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就负载着中国现代史的重负。（注：参见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12月版，第177页。） 李欧梵在反思启蒙主义、现代性研究成为学术界的潮流时，对“感时忧国”精神的弊端相应地进行了新的解释：“我觉得值得考虑的是《新青年》思潮背后的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和历史观，我把它称作‘现代性’，并曾作专文论述。这一现代性当然和西方启蒙(enlightenment)思想的传统一脉相承，它经由对知识的重新组合而灌输几套新的思想——理性主义、人本主义、进步的观念等等”。（注：李欧梵《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见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12月版。）而它最大的影响则是进化史观和“进步的”意识形态，“最终的趋势是知识分子的偏激化(radicalization)和全盘革命化，导致了一场惊天动地——也影响深远的社会主义革命”。（注：李欧梵《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见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12月版。）“有了这一个‘时代’的轮廓，我们较容易理解为什么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把历史道德化，把进步的观念视为不可阻挡的潮流，把现实主义作为改革社会的工具，把个人和集体逐渐合而为一。而最后终于把‘人民’笼统地视为革命的动力和图腾”。（注：李欧梵《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见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12月版。）王德威继承了李欧梵的这一思想，并且用“史学正义”和“诗学正义”（注：王德威《现代中国小说十讲·序》，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的框架来讨论这一传统，用晚清现代性来消解五四现代性。（注：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的重新评价》，见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修订版）（上卷），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4月第2版。） 可以说，夏、李、王三代学者始终把五四叙事传统和左翼叙事传统当作有着内在联系的叙事传统来进行反对的立场没有发生变化，并且由于加入了新的阐释因素而变得更加学理化了。 其次，他们都坚持一种“日常生活叙事”来对抗五四和左翼的“宏大叙事”。对夏志清来说，这条文学史叙事线索最重要的是以人生“安稳”一面反抗“飞扬”一面的张爱玲、书写日常生活的钱钟书、沈从文等作家。他的这一挖掘在80年代给予了内地文学史叙事以巨大的震动和影响，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作家从以前完全遮蔽的状态下重新出现在文学史中，并且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左翼文学史叙事确立的经典作家格局。 李欧梵进一步把现代主义文学纳入到了日常生活叙事之中。他认为“颓废”是优秀小说的基本特征，并建构了一条“颓废”文学史叙事，把《恶之花》、《红楼梦》、《野草》、张爱玲的小说等都纳入其中。（注：李欧梵《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见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12月版。）他认为“颓废”文学的实质是用审美现代性来反抗启蒙现代性，比如“张爱玲凭着她的小说艺术特色，对现代中国历史的大叙述造成了某种颠覆”。（注：李欧梵《张爱玲：沦陷都会的传奇》，见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王德威对张爱玲的评述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李欧梵的论述，“颓废”在他那里得到了细化，而且，他提出了一套“晚清现代性”文学史叙事，更多地把通俗文学纳入到“日常生活叙事”之中。以五四叙事和左翼叙事为他者，倡导一种与之对立的日常生活叙事，可以说是夏、李、王三代学者的共同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