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03)01-0005-07 近来，生态批评在中国也在西方悄然兴起，成为当下文学理论批评多元化发展中的一道鲜活的景观，一种值得注意的新倾向。尽管生态批评及其理论形态的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目前尚未完全发展成熟，却已经开启了批评的新视角、新观点，促使我们重新认识文学与自然的关系，思索文学本身的生态问题。生态文艺学批评或称生态批评的产生，可以说是在全球生态的严峻形势下文学批评的一种自觉行为，是当前文化生态变迁中生态意识觉醒的一种体现。探讨文化生态与生态批评的相关性，能使我们对文学存在的生态有更清醒的认识。 一、三个世界，三种生存，三种生态 我们生活在三个世界中，即物质的世界、精神的世界，还有文化的世界。每个正常的人应该拥有三种生存方式：物质的生存、精神的生存和文化的生存。由此需要关注现实物质的生态（自然生态和社会环境生态）、精神生态和文化生态。我想，目前兴起的生态批评的主要对象是不是可以说是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文化生态。文化生态问题过去曾被忽视，近来逐渐引起批评家的注意。所谓文化生态，指人类适应环境而创造出来并身处其中的历史传统、社会伦理、科学知识、宗教信仰、文艺活动、民间习俗等，是人类文明在一定时期形成的生活方式与观念形态。它可以说“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1](P83)。人类的物质生存离不开物质生态世界（包括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人类的精神生存离不开精神生态世界，人类的文化生存包括文学艺术离不开文化生态世界。 这种划分出于生态世界本是多元的思想。中国文化素有“三分”、“三元”、“三才”的思想传统。古代思想家老子早就提出过“三生万物”的观点[2]（《老子》第四十二章）。庄子所说“天籁”、“地籁”、“人籁”也是三分世界的模式[3]（《庄子·齐物论》）。可是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在引进西方划分主观与客观、唯心与唯物的话语时陷入了二元对立的模式。似乎只有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世界，并且常常机械地用前者否定后者。然而，这种长期主宰西方思想界的二元模式已受到西方现代学者的质疑。例如英国现代哲学家波普尔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说，他写道： 如果我们称事物，即物理客体的世界为第一世界，称主观经验的世界为第二世界，那么就可以把自在陈述的世界称为第三世界。[4](P255) 他所说的“第三世界”或“世界3”其实就是文化的世界、人文的世界；既不同于自然物质世界，也不同于内心精神世界。世界本来就是多元的，古代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论述的“自然”、“我心”与“人文”就分别属于“三个世界”，纯然不同于单一的或二分的模式。我们完全有理由从“三个世界”或者三个层面来探讨生态问题。杰出的文学艺术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关注自然物质生态、精神生态和文化生态。 文化生态的提法出自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斯图尔德，他在1950年代出版的《文化变迁理论》中，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概念，从文化生态变迁的角度来研究人类适应环境的过程（注：参见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余谋昌《生态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他的研究代表了生态学的人文转向。此后得到广泛运用的“文化生态”（或称“人文生态”）是一个富有弹性的宽泛的术语，但一般多与“自然生态”相区别而并用。费孝通先生最近谈西部开发时就说，“还要保护其自然生态和文化艺术生态的平衡”。文学艺术是人类创造的文化财富，它不同于物质世界的存在，也不同于主体的精神活动，不会随着作家个体生命而终结，它存在于文化生态的世界中。 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生态批评”是由生态视野观察文学艺术的一种批评模式，是生态文艺学的批评实践，或称生态文学评论。“生态文艺学”是生态批评的理论形态，指的是用现代生态学观点，考察文学艺术与自然、社会、与人的精神状态、与文化生态的关系，研究生态文艺与文艺生态现象的一种边缘性的文艺理论。生态批评吸取生态学观点，却不是生态学的机械照搬。生态批评的对象是生态文艺与文艺生态，以及与文学有关的生态现象；它关注的问题既是文学本身的生态问题，也是文学所体现的人类的生态问题，主要关注的是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现象背后的文化生态问题。 生态文艺是生态批评的直接对象之一。遗憾的是，目前的生态文艺创作仍然停滞于对自然环境危机的记录与批判，主要致力于描写生态灾难与环境保护。应该说，从美国作家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到加拿大作家莫厄特的《被捕杀的困鲸》，从我国作家徐刚的《伐木者，醒来》到郭雪波的《大漠魂》等等，都如实地揭示了严酷的生态危机，表现出警示人们的生态忧患意识，的确十分可贵。对于反生态行为就是要无情地揭露和抨击。但是这还不够，生态文艺不能停留在记录与批判上。能否突破写物质环境的局限，向更广阔更深层的生态领域发展？能否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展现当前文化生态的丰富内涵？这就为生态文艺与生态批评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新课题。 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的生态文化中，寻找注重文化生态的资源。例如中国人的“天地”观就是一种博大的生态观，其中包含自然生态、精神生态、文化生态多重意义。 诚如古代文论名著《文心雕龙》第一篇《原道》首句所言：“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刘勰一开始就把文学的对象“文”和“天地”放在一起来研究，追溯生态本原。中国文学艺术数千年的演进历程表明：人生天地之间，诗与天地相连。这悠悠天地，本是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又寄寓着人们的想象、幻想与伦理精神，贯串着绵亘万古的民族历史，成为文学艺术生存的依托；既是自然生态空间、精神生态空间，又是文化生态空间。古老的《周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借天地笼罩一切、孕育万物的自然形象来引发人们的进取精神和宽厚美德；从而构成中国文化生态的重要成分。唐代诗人刘商的《金井歌》：“文明化洽天地清，和气氤氲孕至灵。”武元衡《秋日对酒》诗：“物变风雨顺，人怀天地慈。”中国人心中的天地，总是带有人伦的意义和某种超人的力量；成为孕育中国诗歌的土壤，一种底蕴深厚的文化生态。在人们的感悟中，天地已被人伦化、人情化和人文化。经过历史的积淀，“天地”在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化为人的依托，人的生态，人的归宿，人的根本，人的文化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