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中的古今关系问题，已经做了许多文章。本人也曾发表过《中华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视野》一文（见《东方丛刊》02年1期），正面阐述了我的见解。尽管仍有不同意见（很正常），但经过讨论，中国文论中古今关系问题已经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答案，那就是在古今对话的基础上，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或进行现代阐释，从而凸显中国现代文论的民族个性。基于这一思想的研究实践正在展开，也有很高学术水平的成果不断涌现出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读到了今年《中国文化研究》“春之卷”胡明先生和郭英德先生的文章，对1996年中国文论界提出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提出了“冷嘲热讽”的“评论”，甚至于说，“前一阵所谓‘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现代转换’，所谓中国‘中国文学的失语症’，不是被炒得沸沸扬扬吗？在我看来，‘现代转换’也好，‘失语’也好，都是一种漠视传统的‘无根心态’的表述，是一种崇拜西学的‘殖民心态’的显露，‘世人都晓传统好，惟有西学忘不了’，如此而已，岂有他哉？”（注：郭英德：《文学传统的价值与意义》，《中国文化研究》2002春之卷，第16-17页。以下再引郭英德本文不再注明。）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请这位作者调查一下，当下热心于“现代转换”（我更同意用“现代转化”）的学者是哪些人，他们写的文章又持什么观点，他们忧虑的又是什么问题，他们追求的又是什么境界，那么他就会明白他给人扣的“无根心态”、“殖民心态”的帽子是不是合适？他唱的“好了歌”是不是找错了对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本来也想写几句“反唇相讥”的俏皮话，但为了不污染学界的空气，还是算了。我只是想提醒一下，学者写文章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自己说的话是要负责任的，当你给人扣帽子的时候，要谨慎一些，看看自己手里的帽子是否该戴到你想戴的人的头上。 下面向胡、郭两位先生请教几个问题： 一、现代文论与古典文论是“宿命的对立面”吗？ 诚然，“现代”就一个方面说意味着对“古代”的转型、反叛、对立和斗争。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我们更不能不体认这一点。但是就现代文论的现代性而言，相对于古代文论，这种转型、反叛、对立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我认为是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摆脱以君王一人为中心的封建正统观念，树立以民众为中心的观念。“现代性”的追求都力图摆脱封建主义的正统观念。封建主义正统观念的核心是：君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天下者，君王一人而已。天下必须以君王的是非为是非，以君王的喜好为喜好，以君王的愤怒为愤怒，以君王的悲哀为悲哀，以君王的快乐为快乐。普天下的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都不算，普天下的人民群众都没有地位，惟有君王一人的喜怒哀乐才算，才有地位。反映到文学艺术上面，中国古典的文学基本观念就是“诗无邪”，“诗言志”，“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怨而不露”，“哀而不伤”，“美刺”，“顺美匡恶”，“主文而谲谏”、“文以载道”、“文以贯道”等。文学的主题不能离开这些训诫。晚明时期，曾发生启蒙思想，如李贽等人的离经叛道，就企图改变这种以君王一人之是非为是非、以孔子一人之是非为是非的专制局面，可惜历史没有朝这个方向前进。整个清朝又回到儒家思想的统治上面。直到晚清时期开始，这种思想开始被突破。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在他主编的《新小说》上面。《新小说》杂志提出了以振兴国民精神为宗旨的口号，所谓“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认为“今日最重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文集》一，第96页。）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再次提出了小说应“新民”的主张。所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小说的功能是要改良“群治”。从为“君”到为“民”，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五四时期，封建正统观念遭到批判，实现了现代性的转型，用后来周作人的话来说：“夺之一人，公诸万姓”，这是现代性思想的精髓之点，也是现代文论的精髓之点。 其次是文体观念的转变。摆脱小说等艺术创作为雕虫小技的古典看法，这是文体观念的一大变化，也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生成的重要方面。中国古代一直视诗文为正宗，连宋代的“词”也只是“诗之余”，只是“浪谑游戏”之作，北宋文人钱惟演自述：“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欲读小词。”（参见欧阳修《归田录》）这种轻视诗赋以外文体的思想早在汉代就已经形成。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裨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元代开始兴盛的小说和戏剧更是不能登大雅之堂。小说、戏曲的地位一直很低。当时《小说林发刊词》黄人所说：“昔之于小说也，博奕视之，俳优视之，甚至鸩毒视之，妖孽视之，言不齿于缙绅，明不列于四部……。”虽然私下读得津津有味，但在公共的场合则受到鄙视。但是到了晚清时期，在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笔下，情况为之一变。小说被抬到比诗歌要高得多的地位。梁启超的文章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支配人道故。”梁启超详细论述了小说的“熏”、“浸”、“刺”、“提”四种力。能把这四种力发挥到极致的人，那就是“文圣”。最后的结论是“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这种矫枉过正的论点，彻底转变了那种鄙视小说文体的观念。王国维则对各种文体均不排斥。诗词小说戏剧，只要是好的，都认为表现了“天下万世之真理”。他评《红楼梦》，写《宋元戏曲史》，大大提高了小说、戏曲等文体的地位。那么，梁启超和王国维提高小说等文体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呢？总的说是把下层人民开始看成国民，既然是国民，就要有国民的精神，那么真能改变国民精神者，是通俗的小说和戏剧，而非读不懂的古文诗词。这就说明文体观念转变的背后是现代观念的萌生，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萌生。其后，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由于白话文体运动取得了胜利，由于平民主义取得了地位，小说、戏剧和新诗等文体成为了文学文体的正宗，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先驱鲁迅以小说传世，而不以古代格律诗成名，就充分说明了小说、剧本、现代新诗、散文已经取得了统治性的地位。 其三，批判意识的勃兴。批判意味着冲突、矛盾、不和谐、不稳定，意味着争论，意味着一方批判另一方，另一方也这样那样回应批判方。20世纪的中国作为追求现代化的曲折过程，这种基于冲突和矛盾的批判充满了整个过程。批判封建礼教，批判古典，批判帝国主义，批判日本侵略者，批判汉奸，批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批判反革命，批判唯心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