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文学理论范式都在一段时间里为学术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意识、提问方式以及知识生产的可能性条件。范式演变常常同时也意味着知识体系的更新。这种演变和更新在学术与社会的互动语境中获得动力，向前推进，并通过自己特有的方式典型地回应当时的社会文化形势。因此，对它的考察必然是一种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反思行为，其核心是布迪厄所说的对学术场域与社会空间之关系的把握，这种把握能够使范式演变和知识体系更新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学术实践。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文学理论界的自觉反思意识有了极大提高(比如中国文学理论的话语建构已经成为学界持续热议的话题)，这意味着中国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更新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本文力图贯彻以范式为核心的学术史书写思路。“范式”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概念。“革命”表明其所解释的是科学研究中的重大突破性变化，而不是细枝末节的修补；“结构”则与局部相对，突出模型、模式、体系之义。这个意义上的“范式”类似福柯的“知识—话语型”概念。笔者认同库恩的观点，即学术史是通过范式演进和知识体系更新的方式发展的。我希望通过我的讲述，呈现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知识体系演进的某些规律(比如其动力机制、话语资源等)，特别是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对话在文学理论知识体系创新以及中国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本土建构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新时期文学和文学理论已经走过了整整四十年的历程，与这四十年基本同步的，是我个人的文学理论探索①。时间上的同步性在两者之间形成一种微妙的共振与互动。如果我们把文学理论发展史的书写也视作特殊意义上的故事讲述，那么，在这个由学术共同体讲述的大故事里面，也可以听到我个人的声音。佛典日“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希望从我自己非常个人化的视角进行的回顾，能够从一个侧面丰富中国新时期文艺学的历史书写。 一、暧昧的“向内转” 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发端于1978年前后开始的“为文艺正名”②，这是中国社会文化大转型中一系列“正名”(“拨乱反正”)行为的一部分。“正名”的核心是否定过去对文艺的“工具论”定位(如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艺从属于政治)，强调文艺首先是艺术，然后才是其他。1979年10月30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此次文代会的召开是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是1978年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文艺领域的落实和体现。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正式提出文艺的“二为”方向，以代替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考虑到“文革”时期“工具论”文学理论给文坛(包括创作和批评，更包括作家、艺术家个人)造成的深重灾难，新时期文学理论的这种自主—自律性转向是不难理解的，也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与多数学者的理解稍有不同的是，笔者认为，当时的文艺自主性和自律性思潮并不仅仅表现为文艺的语言/形式/符号属性排他性地独占了文艺的所谓“本体”地位，它同时是、甚至更是对文艺的精神/心理/心灵属性的强调，后者才更符合新时期主导性的人道主义知识—话语型，它们共同组成了新时期文学理论的所谓“向内转”思潮。于是，以探索文艺活动之心灵—精神奥秘为核心的文艺心理学与各种关注文学的语言和形式的形式主义文论(文体论)，成为当时文学理论辞旧创新的“双轮驱动”。必须注意的是，这两个轮子也只是在当时中国的特殊语境中才会携手共进，若缺少这样的语境，它们不但未见得能成双配对，甚至可能相互拆台(比如被新时期文学理论纳入“内在研究”的西方结构主义，就有强烈的反人道主义倾向)。 在“向内转”的口号喊得最响的1985年，我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开始攻读文学理论专业研究生。当时，以我的导师童庆炳教授为核心的北师大文学理论学科，同样深受“向内转”思潮的影响。童老师给我们开设的两门主要课程，就是文艺心理学与文体学(各种形式主义文论)，阅读的西方书籍主要也是这两方面的。我们一群研究生参与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他主持的一个心理美学③方面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是他主编的“心理美学丛书”(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我的《中国古代心理美学六论》是其中一本)。在这个项目完成后，我们又开始集中精力关注各种形式主义文论，包括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等，阅读了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韦勒克等的《文学理论》、苏珊·朗格的《艺术问题》等著作。90年代初童庆炳教授主编了一套“文体学丛书”，可以视作这方面研究成果的总结。 在文体学研究中，西方的形式主义、新批评和叙事学等都采取了索绪尔开创的共时研究法，这种倾向很大程度上也主导了国内文体学研究，使其往往集中于对文体的共时性考察，强调文体的结构/内部特点，而相对不关注其演变规律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制约因素。我本人的文体学研究中则引入了历史意识与历时维度④，尝试把历史/历时视角引入共时研究，成果就是发表于《文艺研究》1992年第5期的《历时文体学：对象与方法》。在此基础上，我撰写了《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初版，2000年再版)，这是童庆炳教授主编的“文体学丛书”中唯一从历时角度探讨文体演变规律的著作。我试图说明：文体不仅仅是一套封闭的叙事范式和语言结构，它同时也与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共振，因此文体演变的深层原因仍然必须到社会文化中去寻找。比如，在法国新小说的“零度写作”(这种叙事方式对中国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实验小说影响很大)背后，是人类自信心的丧失和主体性的失落。或许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已经在努力将文学与文化打通。 这说明，新时期初期中国文学理论的自主性、向内转倾向，具有不同于西方的语境、动力与内涵，并不简单地是一个形式主义命题。更准确地说，它是一个主体论或人道主义文学理论的命题(“主体论”和“人道主义”是80年代的主导话语，不仅支配文学，而且支配了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一般认为，“向内转”的说法肇始于鲁枢元发表在1986年10月18日《文艺报》上的《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一文。实际上，它只是当时主体性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更早。比如，刘再复在1985年7月8日《文汇报》上发表了广有影响的文章《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批评了过去文学理论的“机械唯物主义”和“客体绝对化”倾向，指出要构筑一个“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研究系统”，应该“把人作为文学的主人翁来思考，或者说，把主体作为中心来思考”。在这样一个总视野下，文章概括了当时文艺界的四种趋势，其中第一种即“研究重心从文学的外部规律转到内部规律”。可见，“内部规律”或“向内转”在此被纳入了刘再复的主体性/人道主义文学理论话语型，而并非那么纯粹、单一地专限于语言形式。差不多与此同时，刘再复还发表了同样影响极大的《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的若干发展动态》。文章描述了80年代初期文学研究的“转机”，其中第一条就是“研究重心从文学的外部规律转到内部规律”，这个表述与其《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完全相同。据此，我认为，刘再复对于“内部规律”的强调⑤，不是一个孤立的形式主义命题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