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号］［中图分类号］D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28(2003)04-0009-08 在党的十六大上，江泽民从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从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发展变化的广阔视野，深刻阐述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意义，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精辟概括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在结构及其基本内涵，并向全党提出了“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课题。要完美地解答这一课题，必须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战略意义作出深刻理解，必须将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作为基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必须从国民教育与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的高度对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实践思路作出科学探索。 一、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是为该民族大多数成员认同、接受的积极与进步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的统称，是民族心理特征、文化观念和思想情感的综合反映，具有鲜明的引导性、相对的稳定性和强大的传承性。古往今来，一个民族的兴盛往往与民族精神的高扬同步，一个民族衰落时伴响的往往是民族精神的残音。可以说，民族精神是民族存续的精神血脉、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民族兴盛的精神资源，对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都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同时，任何一种民族精神都是历史的、现实的，任何一种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也都是历史的、现实的。民族精神及其弘扬和培育的这种历史性和现实性，使得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表现出不同的意义和价值。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及其艰巨任务，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必然作为一项重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提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增强综合国力，应对国际间综合国力竞争新态势的需要。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愈益激烈。作为民族精神集中体现的民族凝聚力，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部分，正如江泽民所概括的那样：“当今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关系，集中表现为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与竞争。这种全球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特点，在二十一世纪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18页）与民族凝聚力在综合国力构成及竞争中重要作用的日益凸现相一致，近些年来，“国家的精神力量”、“民族性”、“国民士气”、“国民意志”、“民族凝聚力”、“软实力”等，日益成为国际上林林总总的综合国力测定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和重要指标，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纷纷将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作为提升综合国力的重要战略予以高度重视。面对国际综合国力竞争的这种新态势，我们要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高度重视弘扬和培育强大的民族精神，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对于综合国力的提升而言，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意义不仅表现在它是作为综合国力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凝聚力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所在，而且表现在强大的民族精神，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不断得以发展并发挥出更好更大作用的精神资源，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还比较落后。要尽快改变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比较落后的面貌，同样需要我们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为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的发展及其作用的发挥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从总体上看，不论对于综合国力中民族凝聚力的增强来说，还是对于综合国力中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的发展和作用发挥而言，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江泽民：《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8年9月29日）民族精神在综合国力全面提升中所具有的这种极端重要性，内在地要求我们必须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我国综合国力发展战略中的关键一环，予以高度重视。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解答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所提出的文化发展新课题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不争的事实，资本的全球流动、经营的全球展开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关系活生生的现实；同时，经济全球化也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范围内不同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世界范围内不同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具有两重性，它一方面为不同思想文化体系之间的交流与借鉴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也向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总体上处于弱势的国度，提出了如何维护自身的文化独立与文化安全进而维护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的严峻挑战。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利用自己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优势及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强势地位，不遗余力地进行文化扩张和文化渗透，设想“普世文明”的发展，醉心于绘制没有文化差异图标的新的世界文明。而所谓的“普世文明”，既使在西方学者看来，也不过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它所极力发挥的作用不过是“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同上，第55～56页）在总体上呈现出上述特点的世界范围内不同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中，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成为一些发达国家推行“文化殖民主义”的对象，“那些能表明当地或国家特征和连接当地或国家的文化价值观，似乎处在被全球市场的冷酷力量打跨的危险之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报告199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页）。即便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同样存在这样不争的事实：“国家要独立，不仅政治上、经济上要独立，思想文化上也要独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2页）。 面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现实，江泽民曾深刻地指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引起世界各种思想文化，历史的和现实的，外来的和本土的，进步的和落后的，积极的和颓废的，展开了相互激荡，有吸纳又有排斥，有融合又有斗争，有渗透又有抵御。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在经济发展上面临严峻挑战，在文化发展上也面临严峻挑战。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积极吸取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是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江泽民：《在中国文联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年12月19日）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在世界范围内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背景下维护自己的文化独立和文化安全，有效防止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必须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积极进行文化创新，不断提升自身文化的先进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