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基本的人性冲动，它的历史几乎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叙事”的范围并不囿于狭隘的小说领域，它的根茎伸向了人类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一首童谣、一段历史、一组漫画、一部电影，实际上都在叙写某个事件；一段对话、一阵独白、一个手势、一个眼神，实际上都在讲述某些东西……在所有文化、所有社会、所有国家和人类历史的所有时期，都存在着不同形态的叙事作品。罗兰·巴特说得好：“叙事是与人类历史本身共同产生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也从来不曾存在过没有叙事的民族；所有阶级、所有人类集团，都有自己的叙事作品，而且这些叙事作品经常为具有不同的、乃至对立的文化素养的人所共同享受。所以，叙事作品不分高尚和低劣文学，它超越国度、超越历史、超越文化，犹如生命那样永存着。”[1](P2)可见，“叙事”在时间上具有久远性，在空间上具有广延性，它与抒情、说理一样，是推动人类进行文化创造的基本动力，并与抒情、说理一起，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志。 “叙事”应该包括三个最基本的要素：作为客体的“事件”、作为主体的“叙述者”以及联结主客体的行为——“叙述”。在《事件：叙述与阐释》（《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10期）一文中，笔者曾对作为叙事客件的“事件”作过分析和阐述，本文拟对叙述这一行为进行探讨。 一、事件的退隐与叙述的突显 在叙事思想发展史上，叙事的三个基本要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视：在古代，一切叙事都是以“事件”为中心的，这时候的叙事可说是事件中心主义；进入近代，叙事的重心发生了由“事件”向“叙述者”的转移；到了现当代，叙事的焦点则落在“叙述”这一行为上。也就是说，古代的叙事注重“写什么”，近代的叙事注重“谁来写”，现当代的叙事则注重“怎么写”。叙事思想史上的这一演变趋势，其实与哲学史上的几次转向有关。为了给叙事思想的发展和衍变提供一个思想背景，我们先来看看几千年的西方哲学史是如何发展和演变的。 1、哲学的转向 从古希腊起，西方哲学大体上经历了三大转向，即：古代的本体论转向，近代的认识论转向，现代的语言学转向。从巴门尼德第一次明确提出“存在”这个哲学范畴，到亚里士多德第一个明确规定以“存在”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哲学在其真正诞生之际，也就完成了本体论转向。这时，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作为客体的自然世界，人们要从变动中发现不变，从现象背后找到本质，那时的哲学家企图让自己跳出这个世界，然后高居云端反观这个作为整体的世界，企图追求纷繁复杂的万事万物的本源。也就是说，他们研究的是“存在之为存在”、“世界是什么”、“作为这个大千世界之本质的存在是什么”这样的本体论问题。 尽管哲学从开始诞生的时候起就关注本体论问题，但无论是就思路还是就其结果来看，这种哲学本质上是理性主义或者逻辑主义的，它们以思维代存在，以“能知”代“所知”，以世界的逻辑构造代世界的实在构造。由于古代哲学家们讨论的那些本体论问题都带有独断性质，所以那些有关世界的知识并不可靠。于是，哲学的重心便从世界的本源转到了认识的来源，以培根、笛卡尔为开端的近代哲学便以追求知识的确定性的认识论研究为首要任务。这样一来，哲学便发生了所谓的“认识论转向”。 如果说古代的本体论哲学是要把握实在的话，那么近代的认识论哲学则是要把握我们的意识如何把握实在。也就是说，哲学研究从此由外向的对存在的探究，转变为内向的对人之自身意识或精神、心灵的探究。这样，哲学研究的逻辑出发点便从客体退到知识的主体，使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直接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 西方哲学的认识论时代是从培根、笛卡尔开始的。培根着重研究认识的感性一面，发展了经验归纳逻辑，从而在英国开创了经验主义传统。笛卡尔则着重研究认识的理性一面，发展了概念演绎逻辑，从而在大陆开创了理性主义传统。以培根、霍布斯、洛克、贝克莱、休谟等人为代表的经验论哲学，对心灵的感知能力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但最终却宣告了由感知经验以达至客观实在的不可能。以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兹等人为代表的唯理论哲学，对心灵的理智能力进行了精湛的分析，但也同经验论一样，未能通过理性达至实在。经验论与唯理论对实在的证知的最终宣告破产，表明对实在的把握本来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认识问题。 康德超群绝伦的“问题意识”，使得他认识到关于心灵的这种经验论与唯理论的“认知分裂”的严重。他要对人的心灵的认知能力重新加以“批判”，澄清其起源与界限，既批判经验主义的“怀疑论”，又批评理性主义的“独断论”。为了弥合这两大派的对立，康德写下了他的经典巨著《纯粹理性批判》。然而，康德努力的结果仍然归于不可知论，也就是说，无论是分别通过经验论或唯理论，还是通过这两者的综合，都不能解决认识如何把握实在的问题。这是因为，知识虽然是从“经验”开始的，但经验并不是作为客观实在的“物自体”，而只是“现象”，即只是心灵固有的先天形式与自在之物刺激感官之后产生的后天表象共同作用的结果。康德力图说明，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不可能像古希腊哲学家所设想的那样跳出这个世界、超越自身来达到对客体的纯客观的认识，于是他对人类的认识能力进行划界，提出了著名的“人为自然立法”的论点，被称作完成了一场哲学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