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01)06-0059-04 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中国文坛上，在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文艺批评流派中竞相出现了历史虚无主义倾向。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倾向不但是世纪交替的产物，而且是历史变化的反映。 当前文艺批评中的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对中国20世纪文艺发展的总结和反思上。这里，我们略举数例进行梳理。 1995年，曹顺庆等在为21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战略制订蓝图时，提出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这一理想目标。他们首先对现代中国文沦建设作了一个基本判断，认为：“本世纪以来，中国文论的知识背景、知识谱系、学术规则随着社会转型发生了整体性的切换，从学科划分到知识形态，从言说方式到话语规则，都整体性地将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背景的西学移植过来，其典型特征是理念与主义先行，其结果是文学理论的内涵和言说方式与本土生活世界的疏离；学者们的言说与现实的文学经验、生存状态相脱节，因而与中国文论的传统相背离；理论家们操着移植来的、脱离现实体验的话语自说自话。这就是所谓‘失语’。”[1]然后他们提出“返回家园”。“这就是：1.返回语言之家，即对传统话语的研究以找回中国固有的言说方式为目的，而不以用现存概念对之进行‘现代解释’为目的；2.返回精神家园，即在中国传统言说方式的研究中不以表层的语言现象为指归，而以蕴含其中的意义生成方式为指归。”[2]显然，这种中国古代文论复活论从中国文论的连续发展的要求出发，彻底地否定了20世纪中国现代文论的建设和发展。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 其实，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不完全是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更是一个主动创造的过程。无庸讳言，我们在接受西方各种理论的过程中，起初的确存在着生吞活剥、食洋不化的问题。但是，随着人们对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化和提高，就会出现一个主动创造的过程。例如王国维对中国悲剧的探索，就有一个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创造的过程。1904年，王国维引入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悲剧理论，对中国古典小说巨著《红楼梦》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解剖。这就是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在这部论著中，王国维提出：“《红楼梦》一书，彻头彻尾的悲剧也。”王国维在高度肯定《红楼梦》美学价值的基础上，断言中国古典戏曲、小说除了《红楼梦》以外，没有其它悲剧存在。他说“吾国之文学以挟乐天的精神故，故往往说诗歌的正义：善人必令其终，而恶人必令其罚。此亦吾国戏曲小说之特质也。《红楼梦》则不然。”王国维将《红楼梦》作为伟大悲剧和中国其它文艺作品完全对立起来，彻底地否定了中国其它悲剧的存在。即使他略有肯定的文艺作品《桃花扇》，因为是他律的，非自律的，也遭到了贬斥。1912年，王国维虽然没有完全摆脱西方悲剧理论，真正地从中国悲剧观出发审视中国古典艺术的悲剧，但他无疑较过去有很大的进步，朝中国悲剧观回归了。在《宋元戏曲考》中，王国维深刻地指出：“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就其共存者言之：如《汉宫秋》、《梧桐雨》、《西蜀梦》、《火烧介子推》、《张千替杀妻》等，初无所谓先离后合，始困终亨之事也。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可以说，这是王国维对中国悲剧的进一步发现。[3]在现当代，尽管我们在创立具有国际影响的文艺理论方面有所欠缺（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在有些领域有些问题上的探索还是取得不少积极的成果的。对这些成果的任何忽视或轻视，都是极为错误的。 曹顺庆等还认为：“中国文学理论之所以创造乏力，并不在于中国人不敢创造或不能创造，而正在于它中断了传统，被人从本土文化精神上的土壤中连根拔起；而传统中断的内在学理原因，则在于传统的学术话语没有能够随着时代生活的发展变化而及时得到创造性的转换，因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失去了精神创生能力，活的话语蜕变为死的古董，传统精神的承传和创新也失去了必要的手段，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今文论的严重‘失语症’”。[4]这种“中断论”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众所周知，当今文论建设之所以出现曹顺庆等所说的情况，是因为有些人不是把引进的各种理论当作指南，而是作为剪裁各种历史事实的现存公式。 恩格斯说：“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司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5]而“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存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6]其实，不但马克思主义是指南，而且任何理论都是指南，都不是剪裁各种历史事实的现存的公式。中国现代文论建设之所以创造乏力，就是因为犯了没有以引进的各种理论为指南，从客观对象出发，全面地历史地把握客观对象，却以引进的各种理论为现存的公式，剪裁客观对象的教条主义错误。例如我们对中国悲剧的考察。在中国文学历史长河中，中国古代作家创造了大量的不朽的悲剧作品。可是我们移植西方的悲剧观念，不是认为中国没有悲剧，就是把不符合西方悲剧观念的东西当作中国悲剧的独特特征，没有从中国悲剧作品的实际出发，认真地总结出中国悲剧作品的独特的审美特征。古人没有总结出来中国悲剧作品的审美特征，今人“返回家园”就能够总结出来吗？惟一正确的办法是，只有以当代的各种理论为指南，从客观对象出发，切实认真地、科学缜密地总结古代文艺的审美规律，并和古代的文艺理论的把握进行比较，精确地透析当代的各种理论的优势和局限，即它遮蔽了什么，凸现了什么，取长补短，综合创新，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在1999年第6期《芙蓉》上，葛红兵以《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为题，张扬了一种理想，臧否了20世纪绝大多数作家和作品。他说：“20世纪中国文学给我们留下了一份什么样的遗产？在这个叫20世纪的时间段里，我们能找到一个无懈可击的作家吗？能找到一种伟岸的人格吗？谁能让我们从内心感到钦佩？谁能成为我们精神上的导师？很遗憾，我找不到。遇罗克、张志新、顾准……虽然他们当中有的人可能一生都没有写什么文学作品，可是他们的人生就是一篇完美的诗章，他们写出这样的文学作品，难道不能叫文学大师吗？相比较而言，那些在各式各样的文学史书上流光溢彩的人倒是应当汗颜，他们应当羞愧而死。”[7]葛红兵以这个理想目标为框框，否定了绝大多数20世纪中国作家。其实，我们要求作家成为真正的战士与这些作家在实现这个理想目标时达到了什么程度是两回事。因此，我们绝不能因为有些作家没有完全达到这种要求就全盘否定他们的努力，否则，那必然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葛红兵等在臧否20世纪中国作家的时候，只看到了他们离理想要求的差距，而没有看到他们为实现理想目标所作的努力并取得的成就，正是犯了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葛红兵认为：“衡量一个思想家，和衡量一个文学家不一样。一个思想深刻的文学家，只要他在一些人生或社会问题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深刻的阐释就可以了，但是一个思想家，他必须建立自己对于世界的独特的哲学上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体系，就是说他必须有自己的哲学，他必须为世人提供全面系统的对于这个世界的崭新理解和解释。而就20世纪中国文学界来说并没有这样的人，鲁迅是一个思想深刻的文学家，从思想家的角度，和20世纪西方巨人杜威、萨特等比较起来，他是不合格的。”这里，葛红兵首先没有区分不同的思想家的思想的不同的表现形态。其次，他没有看到，鲁迅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认识是深刻的。这种深刻的思想认识，退一万步说，即使没有达到葛红兵所提出的要求，也早以成为实现这种要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犹如万丈大厦，骨架是最重要的，肌理也是不可忽视的。葛红兵把离他所提出的理想目标有距离的作家全盘否定掉，不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表现又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