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2)01-0124-06 “人民文学”是延安时期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文学传统发展到建国后“十七年”，才被正式确认下来的文学形态。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认为的：“5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科对‘民间’的释义进入阶级论一统天下的时代，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家们用‘人民’和‘劳动人民’来释义‘民间’，而劳动人民又被进一步限定为从事体力劳动的生产者。这些概念已包含了现代工人阶级，而传统市民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被排斥在用‘体力劳动’、‘劳动生产’限定的‘人民’之外了。民间社会于是被以‘劳动人民’的名义象征性地转换为本土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的建构原理和建构力量，而民间文学也就成为以‘现代人’为主题、以‘阶级论’为语式的本土化现代性方案在象征层面的知识表达。”[1]这里所说的“民间文学”主要指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以民族化大众化为特征的“人民文学”。从“五四”学人的“平民”话语到延安革命者的“人民”话语正是一个蕴含着民主、民族观念的现代性话语的生成过程，在以阶级论对“人民”释义后，“人民文学”则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同一化的象征符号，“人民”作为一个具有内在深度的政治民族主义文化概念得到各民族文学传统的有力支援，导致在现代中国“人民文学”作为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建构力量，最终成为政治——文化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人民文学”的演化有一个过程，至少应从延安工农兵文学谈起。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如果说五四时期“人的文学”为个人、为平民百姓，是与传统贵族文学为帝王将相、达官贵人相区别的，“左翼文学”为劳苦工农大众及其知识分子，比五四“人的文学”有了明显的阶级分殊，那么，到了延安工农兵文学则以阶级论为“人民大众”在文学格局里作了先后有序、主次分明的角色定位： 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者。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这就是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文学”的阶级角色构成与排位，实质上这是以工农兵为本位的“人的文学”。这种角色的移位体现在文学的创作主体，对象主体和读者主体的三维关系中已发生了深刻的内在变化，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在“人的文学”中的主体地位被工农兵所取代，已走向边缘，而且作为创作主体的知识分子的现代社会意识、思想意识、审美意识已被逐步置换或否定。因为先假定知识分子灵魂深处有个小资产阶级王国，与工农兵在思想感情上格格不入；而要创作工农兵文学则必须同工农兵在感情上打成一片，把立足点真正转移到工农兵方面来，故必须通过革命实践和学习马列来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这个重新铸造知识作家灵魂的理论模式，不只是主观先验的预设而且是政治体制式的硬性规定，凡是投奔延安根据地的知识作家不管情愿不情愿、理解不理理解都要进入这个洗刷脑筋重做新人的铸造模型，既要拜马克思主义为师又要拜工农兵为师。这样以来，现代型“人的文学”的三维框架里作家主体与对象主体从角色价位到思想取向来了个“大换班”，即工农兵成为文学的绝对主角而知识分子则越来越靠边站，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是最纯洁最先进的，而知识分子的灵魂是最肮脏最腐朽的。如果这种颠倒与转换合乎现代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内在逻辑规律尚能促进现代中国文学更健全的发展，如果这里面包涵着政治权力话语的专断性、主观性，那就会给文学演变带来不可设想的后果。从创作主体来考察，五四时期的知识作家感受着民主与科学的现代文化气氛和大时代主潮，坚信自己是抱着“启蒙主义”来创造“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2]的“人的文学”；左翼作家被冠以“预言者”与“人类导师”的称号，并宣言他们是“站在历史的前线，为人类的进化，清除愚昧顽固的保守势力，负起解放斗争的使命”[3]，这表明知识作家在创造“革命文学”过程对普通工农大众并没有放弃启蒙角色的职责；但是随着抗战时期民族救亡主题与政治革命主题的强化，到了1942年后由延安逐步推向全国，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的价位方发生根本性变化，特别是在文艺大众化的过程中，把知识分子作家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机械地对立起来，似乎越强调文艺大众化，知识分子作家的思想意识和审美意识越落后。这就给人造成了这样的糊涂观念：即“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是知识分子的先进意识同工农大众的愚昧落后形成巨大反差，而到了抗战时期，则成了工农大众的先进意识与知识分子的落后思想构成尖锐矛盾。正是基于这种带有主观武断色彩的估量和分析，导致了在解决文艺大众化的根本问题时，只强调知识分子作家去认同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只强调知识分子作家在与工农大众的无条件的结合中改造世界观。我并不否认知识分子作家的思想感情或世界观在文艺大众化的过程中要净化、要改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所不同意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左”倾机械论和形而上学。如果将工农大众、知识分子作家放在抗战时期这个特定的历史范畴，从思想意识角度加以考察，便会发现，他们的思想意识虽然并不完全处在同一层面，但并非在思想的整体性上处于两极对立。特别经过“五四”思想革命洗礼、中经左翼文化运动磨练、直至抗战大众化运动陶冶的知识分子作家，其思想意识、抗战热情、爱国愿望及革命自觉性不差于工农大众，特别是文化心理，并不像工农大众残留着那么多封建文明的沉淀物。他们拥有的现代文化，已在扫荡封建文化糟粕的斗争中逐步使自己成为具有现代色彩的精神主体。知识分子作家的主要弱点不在政治意识或文化意识落后于工农大众，实际上恰恰相反，他们所获得的现代思想意识或审美意识，正是工农大众文化心理所缺乏的：知识分子作家的主要弱点在于自恃“文化高”形成的优越感，自命不凡，过高估计自己，看不清或不愿承认工农大众才是中华民族命运的主宰者，才真正具备争取民族解放的雄厚的物质力量。知识分子作家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着重应克服这些潜在的思想弱点，并不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都要进行“脱胎换骨”。“相结合”应是双向的，不能只是单方面的，彼此都要改那些不适应文艺大众化需要的思想情感和审美意识。知识分子作家不同工农大众相结合，创造不出真正的大众化文艺，工农大众离开知识分子作家，也创造不出真正的大众文艺。因此，也可以这样推论，如果只强调知识分子作家在同工农大众相结合中“脱胎换骨”，从思想到感情都降到工农大众的水准线上，那不但不能保证大众化文艺的质量，而且要把“五四”文学已否定的传统文化意识当成先进的东西被肯定在大众文学中，只有让知识分子作家在同工农大众的结合中处于平等地位，不是你改造我，也不是我改造你，而是在互相影响与提高之下让知识分子作家丢掉那些妨碍同工农大众打成一片的思想弱点，保留和发扬那些现代文化思想特质，并自觉地承担起对工农大众进行思想启蒙的民主教育任务，工农大众则从知识分子身上发现并获得自己所缺乏的现代文化意识，丢掉那些带有封建性的落后的东西，这样的“结合”才是实现文艺大众化的正确途径。冯雪峰曾深刻指出：“‘艺术大众化’决不是‘迁就大众’，抗战的宣传也不是‘迁就大众’；无论创造新形式或改造旧形式，既不能脱离工农大众，‘也不能向落后现象投降’，我们是一面去提高和改造大众的政治文化思想艺术的观念，一面去从大众中获得无限的力和艺术的来源。这因为中国的先进革命艺术运动，在中国是崭新的运动，而且大半接受了西欧和苏联的革命思想与艺术之可贵的影响，虽然外来的东西都能够辩证地成为自己的东西，但多少还缺乏在广泛大众中之艺术的生根，同时大众中生长的现实的高贵而丰富的要素，并未被我们先进革命艺术全部地获得。”遗憾的是，冯雪峰这些辩证而深刻的见解，并没有成为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实际指导思想，而“左”倾机械论的影响却使一些人一味地片面强调革命知识者作家的思想改造、情感转变，只是单方面地去“迁就大众”，结果带来大众文艺在思想艺术上的某种程度的庸俗化、低级化，甚至复古化，即不少作品上把传统文化思想作为抗击日寇侵犯的民族精神支柱，把民族解放战争涌现出的英雄思想和行为记在古文化和古道德的陈帐上[4](P360-370)。作为启蒙主体的知识作家和作为被启蒙主体的工农大众的错位倒置，是经过长期的反复的权威偶像设计的“兴无灭资”以及所谓意识形态斗争和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改造实践才最终完成的，尤其建国后这些“斗争”与“实践”对知识作家来说是极为残酷的，到了“文革”达到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程度，不仅现代知识分子为这种极端专制的历史付出了血的代价，就是工农兵群众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到了这种境遇，知识作家作为人的本质已不可能由自我来定义而主要是政权体制或现代偶像来定义，既要忠于阶级释义的“人民”又要忠于政治偶像，主流话语取代了个人话语，政治意识遮蔽了主体意识、独立意识，甚至个性意识异化为奴性意识。只有这样的知识作家创作的所谓“人民文学”，才可能会有“非人文学”的因素，也可能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下成为“三忠于四无限”的御用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