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常的文学史的写作，往往忽略了文学史写作的“文学性”，仅仅着眼于文学现象的简单陈列，作家作品的简单地堆积，及对作品进行一种机械的切分，使文学史的写作成为一种技术性的操作。 翻一下以前的文学史便可发现，不少文学史只是局限于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等文学史内容，而忽视了文学史叙述的结构形式。在文学史的叙述中，语言呆板凝滞，把活泼的富有灵性的文学搞得死气沉沉，没有一点生气，把“活的”文学变成“死的”，让人不能亲近。为改变文学史写作中的这种不如人意的现象，不少文学史家进行了一些尝试。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在文学史的叙述方式上就作了成功的尝试，他们借鉴《万历十五年》的叙述方式，突出一点而观全貌，避免平铺直叙的写作，从作家和文学现象中去反观社会。特别是钱理群的《1948：天地玄黄》可以说是一部人物传记和思想随笔，其历史的深度感和思想的穿透力使得一般的文学史写作只能望其项背。 文学史写作的“文学性”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每一个文学史叙述者必需考虑的。这就需要文学史叙述的诗意性和叙述者本人的极大的情感投入。当然这两者是相辅相承的，只有叙述者主体的情感的极大投入，他才会拥有文学史叙述的极大空间，才会使文学史叙述的诗意性成为可能。 在《天地玄黄》的叙述中，钱理群投入了极大的情感，他进入了角色，进入了1948年的特殊的生存背景，从而唤起了他早已模糊的记忆，找到了仿佛失落了的，却又确实存在的“我”与那时代的联系，这种情况下的写作就不自觉地带有了一种诗意性。在对文学史内容进行整理时，叙述者正应该沉入过去的文学历史中，体味其文学的创作氛围及作家生存的困惑与选择的艰难。努力寻找“过去”、“现在”、“未来”的联系，取得在三者之间自由滑动的灵活性，在对历史的回忆中，在现在的支点上对文学现象进行一种全新视角的梳理。 文学史不应只是一种作品的发表史，而应是作家的生活史，不应只是只“见文不见人”的文学史，而应是文、人相呈的文学史。一部作品的文学性主要体现在对人物的塑造和氛围的渲染上，文学史的叙述不可能塑造传统意义上的典型，但它可以烘托浓浓的氛围，展现作家的生存境况和创作状态。同时，文学史的叙述也可以创作“细节”的“典型性”。把一些历史细节纳入文学史写作的视野，这就需要一种透过文学现象看到其本质的思想洞察力，和对文学现象与现实关系的一种瞬间领悟能力。在对文学史上的历史事实，人物的来龙去脉了然于胸的同时，善于作时空上的思维扩展，要具有思想的敏感性与穿透力，能够领会出“细节”背后的“史”的意义和价值。在这一方面，钱理群的《天地玄黄》给我们以启示。他以其敏锐的文学感悟力和强大的思想洞察力通过细节性的具体描述，直逼1948年特定文化背景下文化人的生存的艰难与选择的困惑。可以说通过文学性的叙述达到了人的存在的高度，完成了文学史写作的一种新的尝试。 文学史写作的“文学性”也不应是一种机械的要求，其“文学性”的强弱可以由叙述者本人控制。文学史的叙述可简单地分为：教材性的文学史，个人化的文学史。显然，教材性的文学史由于其教学性的特征，应注意一下学术品位，不应对“文学性”过多要求；而个人化的文学史，由于其“个人化”的特点，应该有极强的“文学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