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典体系与大众文学 通常认为，经典是文学史的主角。经典的权威，经典的不朽，经典的不同凡响，这一切都形成了文学的楷模和目标。经典体系的性质甚至派生出一系列基本的理论观念。首先，经典喻示了文学可能获得的至高历史地位——文学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注：曹丕《典论·论文》）文以载道，文章千古事。文学不是一种闲情逸志，不是一种语言的消遣；文学必须向历史负责。这个意义上，真正的文学无疑是呕心沥血之作。人们可以看到，作家留下了许多自述抱负的名言：“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惟陈言之务去”，“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种观念之下，突破和创新日复一日地成为文学的基本品质。于是，从事文学写作不再是率性而歌，兴尽辄止；作家必须拥有系统的文学知识，从而确定哪里是文学的前沿，并且竭力敲开一个新的语言空间。显然，这些要求将或迟或早地导致作家的职业化。当然，即使对于职业作家说来，勤勉也不是成功的必然保证。其实，不少的文学杰作源于天机纵横的灵感——柏拉图已经形象地描述了灵感对于诗人的护佑。到了浪漫主义时代，作家内心所隐藏的创造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夸张。这时的文学常常被想象为某些天才的心灵产物。人们的心目中，文学史上的一批大师巨匠是文学创造的主体。这种观念甚至一直延续到现代主义文学之中。现代主义文学之中的自我、深度、内在性无一不是源于某些特殊的心灵。从艾略特的《荒原》到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这些作品都隐藏了充任当代《圣经》的意图。一系列现代主义的作品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富于象征意味，作家和诗人的内心仿佛承担了人类全部的忧虑和不安。总之，经典意义上的文学具有强烈的精英主义风格。这种风格已经得到了文学史编纂和现行文学体制的认可。 但是，文学史上始终存在另一种文学。这种文学的根源和指向迥异于经典。这种文学是以突破、创新和载入文学史的史册为旨归，也不是以显现作家的天才和深刻为能事。这种文学追求的是通俗，追求大众普遍接受的风格。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这就是流传于民间的大众文学。显然，早期的文学并未显出经典体系与大众文学的分野。文学源于大众的自发创作，并且自发地在大众之中传播。这时，诗与众口传唱的民歌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些诗作心口如一，明白晓畅，职业诗人擅长的字雕句琢尚未出现。如今人们还可以从《诗经》的“国风”之中读到这样的诗作。朱熹曾经解释说：“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注：朱熹《诗集传·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2页）其实，即使是小说这种大型而复杂的文类也曾经是某种民间文化基本的形式。班固认为，中国的小说源于民间传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注：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45页）宋代之后，市民社会的形成和新兴的文化娱乐形式——“说话”以及说话所依据的“话本”——很大程度地导致了中国小说的兴盛。现代社会的文学体制之外，民间大众仍然拥有自己的文学——这些作品的形式、风格与传播方式与文学史对于经典的评选以及推广迥然相异。鲁迅曾经发现：“在不识字的大众里，是一向就有作家的。我久不到乡下去了，先前是，农民们还有一点余闲，譬如乘凉。就有人讲故事。不过这讲手，大抵是特定的人，他比较的见识多，说话巧，能够使人听下去，懂明白，并且觉得有趣。这就是作家，抄出他的话来，也就是作品……”（注：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9页）如果说，经典和职业作家之间的层层选拔形成了文学史的金字塔结构，那么，民间的大众文学力争的是读者的喜闻乐见。这时，编辑、文学批评、文学教学、文学评奖等一系列文学体制更像是多余之物，富有个性的美学理想或者深奥的文学形式不受欢迎，读者的喜闻乐见几乎是作者写作的唯一动力。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大众文学是相对于文学史上的经典而言的。 二、大众文学的传播 显然，民间的大众文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循环系统。许多历史时期，国家的统治阶层和管理者都对于这个系统保持了特殊的关注。中国古代即有“观风”的传统——观察民间的诗乐了解社会风俗之盛衰。《礼记·王制》之中已经有“陈诗以观民风”的记载。《汉书·艺文志》可以证明：“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采风”——搜集民间的诗作——之说甚至延续至今。总之，即使从国家治理的高度看来，民间的大众文学仍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种种民歌、民谣以及各种民间传说之中包含了众多的体现国情民意的信息。 当然，许多职业作家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对于民间的大众文学表示了极大的兴趣。美学风格上，民间作品的清新、质朴时常对于文人式的典雅和雕琢产生一种必要的反拨。人们可以看到，许多作家——更大的范围内，许多艺术家——都曾经在才思枯竭的时候投身于民间的大众文学，从而在另一种迥异的美学风格之中寻找自己的灵感之源。如果说，古代的政治家是在“礼失而求之野”的理念之下转向了民间，那么，许多作家往往是在抛弃华丽、典雅和矫揉造作的时候重新谛听民间的天籁之音，并且发出了“真诗乃在民间”的感叹。但丁宣称俗语的高贵，普希金号召年轻的作家倾听老百姓朴实的日常口语，（注：参见《苏联民间文学论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121页）别林斯基认为民间的诗朝气蓬勃，天真单纯，这种诗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纯洁无瑕的素质，在于它的朴素无华的、并且常常是粗糙的形式”，（注：参见《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96页、101页）高尔基甚至发现，从浮士德、普罗米修斯、奥赛罗到哈姆雷特、唐璜，文学史上许多著名的形象均是源于民间传说。（注：参见高尔基《论文学》续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2至63页）文学史可以证明，中国的诗、词、曲、小说都曾经从民间的大众文学得到了巨大的形式启示。许多时候，职业作家时常重新倾倒于民间文学的巨大魅力，发出由衷的赞叹。更为深刻的意义上，作家可能将这种美学风格的选择与文学功能的认识结合起来。白居易不惮于“元轻白俗”之讥，他力求“老妪能解”的诗风显然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种宣言的美学体现。他甚至不顾儒家诗教所提倡的温柔敦厚，强调新乐府诗的风格必须“其言直而切。”这时，倾向于民间的美学风格与关注民间百姓疾苦的政治主张是一致的。 相当长的时间里，文学仅仅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只有少量的文学作品可能入选某一种文集而得到正式的刊刻。因此，口口相传成为文学传播的重要形式。古代诗话曾经记载：“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中国的许多古典诗词即是在广泛的传唱之中流芳百世。一批生动的历史故事通过“说话”艺术之中的“讲史”得到了传颂——这是一批长篇章回体小说的前身。口头传播为主的时代，许多经典之作与民间通俗文学的分野不太明显，它们的传播形式并没有体现出不同的待遇。可以发现，文学体制的完善是与近现代印刷术的发展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的崛起相伴而行的。文学体制如何显明对于经典的特殊尊重？无论文学杂志、出版机构、学院里面的教科书还是诺贝尔文学评奖委员会，人们都可以从中发现通俗的大众文学所遭受的轻蔑。如果说，印刷文明时代的传播媒介通常是由文化精英主持，那么，通俗的大众文学只能处于边缘状态。相对于印刷成册的经典之作，通俗的大众文学常常仍然停留于民间的口头传播之中；即使打入传播媒介系统，大众文学也无法占据主流的传播渠道。如果没有特殊的商业包装，它们只能屈居于某些小报或者不入流的刊物之上。这是以经典为主的文学体制为大众文学设定的位置。换一句话说，从编辑的判断、出版机构的审核、文学批评家的评价到评奖委员会的挑选、文学教授的课堂讲解、教育机构指定的文学教科书，诸多方面的权力和舆论只能允许大众文学进入这个级别的传播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