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2月来自全国文艺理论界和哲学界的专家学者荟集广州暨南大学，就语言学转向与文学批评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交流，会议论题是目前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正如暨大副校长、博士生导师饶芃子教授指出的那样：“语言学转向”是二十世纪思想学术史上的根本性事件，它几乎标志着人文学科各领域的根本性变革，文学批评也不例外，因此，如何在语言学转向与文学批评的关联中反思清理现代文学批评的问题并明确我们的任务是至关重要的。会议的讨论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语言学转向带来的一般思想景观 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员刘小枫博士认为：语言学转向是从逻辑经验主义发展而来的，它的核心问题是：人和语言构造的东西能否描述超验的东西？西方形而上学的问题是超验背后有二元论的紧张，语言学转向的一个根本要点是二元论世界景观变成了一元论的世界景观。社科院外文所编审盛宁指出：语言学转向的实质在于粉碎了传统的镜式语言观。他认为可以将语言学转向看作两个阶段三个步骤。第一阶段包括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语言哲学这两个步骤，第二阶段为索绪尔的语言学。这两个阶段都以反形而上学为内在意旨。外文所章国锋研究员认为语言学转向可以说是人文科学思想基础与方式的革命性转变，具体而言是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转换。所谓唯心论和唯物论都是意识哲学，它们之间的对立不是根本性的，因为它们都以主客关系为基础，都把意识看成知识的终极根源、都把精神尺度强加给世界。语言学转向使哲学中的主客关系被语言和世界的关系取代了，意识不再是知识的本源。外文所副所长赵一凡博士指出：语言学转向带来的一个明显结果是主体的消解。他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我”逐渐取代了“上帝”，从此，“主体”成了西方人文学术的核心，语言学转向就是对这一核心的质疑和瓦解。就此，他描绘了四幅图画：1、拉康用结构主义语言学解构主体；2、海德格尔从存在论出发清算笛卡尔以来的主体哲学；3、阿尔都塞和福柯从意识形态与自我的关系入手瓦解主体；4、卢卡契和詹姆斯在文学领域中对小说主体之瓦解的分析。 复旦大学副教授张汝伦强调了海德格尔语言思想的重要性。他指出海德格尔的语言思想不是出于建构某种新的语言理论的需要，而是出于他对语言与人生存的命运相关的体认。他认为海德格尔在西方思想史上第一次透彻揭示了语言的本体论性质以及语言与存在的本体论关联，从而为我们将一切文化现象和基本的哲学问题还原到语言上来思考提供了依据。社科院哲学所副研究员徐友渔阐述了英美语言哲学的有关问题，对这样一些流行看法提出质疑：1、语言学转向是历史必然，2、人类的学科是金字塔结构，最下面的基础是语言，3、语义上行。 二、文学批评的语言转向问题 暨南大学副教授徐虹认为西方现代诗学的语言学转向在本质上是“自然诗学”向“语言诗学”的转换。他认为仿照哲学史的模式将西方诗学描述为本体论诗学→认识论诗学→语言论诗学的三段式发展是有不合适的。因为这两次转换不在同一维度上。从本体论诗学向认识论诗学的转换是在自然诗学的范围内进行的，这种转换并不在根本上放弃它们的共同前提：自然的态度和镜氏语言观。而从认识论诗学到语言论诗学的转换则是超越整个自然诗学的转换，其基本前提转换成：现象的态度和非透明语言观。此外，他将西方诗学的语言学转向描述为两大取向：以法国结构主义诗学为代表的“方法知识”取向和以德国存在论诗学为代表的“思想真理”取向。外文所副研究员韦邀宇阐述了法国文学批评中的语言学转向问题。他指出马拉美、波德莱尔等人很早就注意到语言与人、语言与意义、语言与真实的关系问题。马拉美就认为对语言的工具性看法是靠不住的，语言与思维、语言与诗歌具有同一性。超现实主义对语言的批判也发人深思，其后经列维一斯特劳斯、罗兰·巴特、拉康、福柯和德里达等人的努力，在60年代中期基本上形成了语言学转向的局面。 王岳川（北京大学教授）主要分析了语言学转向给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带来的后果和困境。他认为西方三种语言理论在中国都产生了影响。英美语言哲学作为工具理性的当代形态影响到中国当代的学院式精细分析；德国语言哲学的诗化倾向对八十年代中国批评界影响很深，由于强调诗的哲学表达，诗不堪其重而导致了一些诗人的悲剧；法国后现代语言哲学对近年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影响重大，后果复杂。他认为总的来看语言学转向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的影响有正负两个方面。正面效应：1、一元独断语境的瓦解、多元语境的形成；2、注重倾听、对话，作者中心的消失，阐释空间的扩大；3、注重了表征差异，拓展了批评的灵活与自由。负面效应：1.表征危机，即将表征差异和个体自由极端化，使交流不可能；2.批评语言的狂欢，即概念堆集、语词过剩；3.语言成了碎片，再也不能整合人的形象，导致后乌托邦话语。对此，他提出要重返本源，对语言赘物进行清理和批判。暨南大学博士生王列生也指出，在当前的文学批评中，批评者往往并不拥有自己的概念系统和话语结构，使得批评者大多蜕化为代言人，陈述沦为转述，出现了一种“主体缺席”现象。 三、语言学转向中的汉语问题 刘小枫认为语言学转向是言说样式转向的重要的、基础性的一个方面。在西方社会思想的言说样式上经历了两次转向，分别以马克思和韦伯为代表。他认为对语言的思考必须摆脱旧的理论认识框架，回到直接生存的语言经验上去。中国人和洋人都有生存的语言经验，而且差别不大，问题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语言结构框架来表述它。在目前的处境中，汉语言能想什么，能建构什么样的思想，这取决于生存的语言经验与本体论框架之间的张力关系。海南大学社科中心研究员张志扬提出两个问题：一是“语言的两不性”问题，即语言不能证明形而上学本体的存在，语言不能证明形而上学本体的不存在，因此，语言既不能为虚无主义（什么都没有）作证，也不能为极端的相对主义（什么都行）作证。二是“汉语表达的失重”问题，即汉语言在表达沉重的苦难经验时为何失重？这与汉语言本身的结构机制有何关系？鲁萌（海南大学社科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阐述了个体表达的悖论困境。她指出苦难区别于痛苦在于它是一种被迫性、外在性和趋同性状态，而痛苦却是个人性的。她认为中华民族的苦难在向文字转换时之所以失重，是因为这种表达是被迫性的、屈服性的。只有当苦难转化为个体的痛苦时，如何表达才成为问题，而没有原罪意识的痛苦只能是文明的矫饰。耿占春（河南省文联副研究员）指出了汉语表达中语言与经验分裂的困境。他认为言词即经验，当代表达的虚假空洞性在于我们继承了作为符号的言词却失去了作为经验的言词。比如今天的一些诗人仍象古代巫师那样写作用词，但无论他个人和集体象“意”的关系，他认为“言”倾向于说话的直接性，“语”倾向于说话的条理性。以言象意三位一体为基础的汉语系统具有抽象表达的困难和意象表达的优势。“言与信”的关系在儒家文化中谈得很多，但“言必信”的基础何在？我们今天如何面对汉语言的不真实和不诚实的体都已无巫师时代的经验了，这种言词与经验的脱节导致了当代诗歌表达的虚假摹仿和空洞表演。他认为在语言之途中仍有三条路可走：1.归于自然语言的原初经验，2.加快完成与过去的告别仪式，3.坚持言词的不及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