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化”的悖论 1964年，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突发奇想，首次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这在当时还是一个十分陌生而突兀的说法，甚至引起了西方思想界的强烈震荡，然而时至今日，“全球化”问题已经成为东西方人人争说的热门话题：各个国家、地区直至世界每一个角落之间所达成的高效、高速的全方位联系，已经将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缩小为一个小小的村落。 事情本身无疑要复杂得多。所谓“全球化”是一个悖论，恰恰包含着巨大的矛盾。“全球化”的基本特点是趋同，即不同国家、地区相互依赖、相互补益，采用相同的规则、标准和机制，通行的说法就是“按国际惯例办事”，“与国际接轨”。但是在这趋同的总体态势中又包孕着趋异的动向，在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地区恰恰较之过去更多表现出对于本土传统的崇尚、对于生活方式多样化的追求和在规则、标准和观念上的自行其是，这也就是所谓“地方化”。总之，全球化与地方化，这两者就像一个钱币的两面，既共存于一体，又相互对立。比如说通常认为经济的全球化主要是趋同，不同国家、地区趋于经济的一体化，欧元区的建立是一显例。但恰恰有相反的例子可以说明，在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地区的经济也并非完全趋同，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采取特殊金融政策，就成功地抵御了这场金融风暴的冲击。 如果说经济的全球化表现为全球化与地方化的矛盾共生性的话，那么文化的全球化就更是如此。对此国外学者多有论述，阿里夫·德里克指出：“我们的时代似乎又是一个充满反论的时代。地方化与全球化结伴同行，文化的同一化受到文化多样化坚持不退的挑战，民族独立资格的丧失与种族集团的聚集彼此抗衡……”（注：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第15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阿尔君·阿帕杜莱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今天，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紧张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把文化的全球化理解为一种“既互相交叉重叠又充满断裂与脱节的秩序”（注：阿尔君·阿帕杜莱：《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汪晖等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第527、528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安东尼·吉登斯则将“地方与全球之间的辩证法”作为研究“现代性”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注：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23-24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这种文化的全球化与地方化矛盾共生的现象，也是国内学者讨论的焦点（注：这方面的论文有，孙歌：《全球化与文化差异：对于跨文化知识状况的思考》，《东方文化》2001年第2期；陈刚、李林河：《对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关系的辩证思考》，《江淮论坛》2000年第5期；王宁：《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孟繁华：《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霸权》，《钟山》2000年第2期等。）。 正因为有上述共生性矛盾，所以在文化全球化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各执一端的偏向。一个极端是普世主义，认为全球文化走向同一成为不可逃脱、不可抗拒的宿命，世界各国的文化势必为共同的标准、规则和体制所“化”，不过并非“化”到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上去，而是“化”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上去。可见在这一观念背后潜伏的仍然是“西方中心主义”或“美国中心主义”。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说，“20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普世主义）这个词赋予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维护其利益而采取的行动以合法性”（注：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55-56，200页。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眼下好莱坞大片、摇滚乐、NBA篮球赛、《读者文摘》杂志、可口可乐、麦当劳风靡全球似乎正预示着一种普世文化的到来，以极其生动的形式演绎着这种普世主义的观念。另一个极端是民族主义，即在全球化时代固守本土文化的阵地，推崇和弘扬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用各种文化与非文化的措施和手段构筑起一道抵御西方文化冲击的“防火墙”，其中的保守者甚至弃绝与世界的联系与往还，重新退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例如东亚各国崇尚儒家学说，探求“亚洲化”的可能性，日本自80年代中期起就开始酝酿所谓“日本和日本人理论”，印度力图建立所谓“印度化”的社会政治体系，在穆斯林社会原教旨主义甚嚣尘上，而在俄罗斯，“斯拉夫化”的倾向也有所抬头。此前一个令世界震惊的事件即阿富汗塔利班组织的“毁佛行动”，正说明目前这股民族主义思潮是何等的冥顽不灵和不合潮流。耐人寻味的是，阿富汗塔利班声称他们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和劝阻而一意孤行炸毁世界著名的“巴米扬大佛”，乃是出于对西方国家制裁的报复。 以上两种偏向均不足为训。我们认为，合理的取径在于将“全球化”与“地方化”结合起来。在全球化时代，“全球化”与“地方化”往往互为因果，难以截然分开：“地方化”不再是那种孤立封闭的地方性，它是以“全球化”为参照而得以存在，“全球化”也不是那种强行推销的普世性，它必须对“地方化”保持应有的尊重。美国学者布鲁诺·拉图尔曾将“全球化”(globalization)与“地方化”(localization)这两个词合并创造出一个新词；“全球地方”(glocal)，以概括这两者的混合杂交关系。他还用所谓“铁路模型”来说明这种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