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01)01-0096-08 本文主要讨论钱钟书三、四十年代治学与创作的一个侧面——西方哲学对他的影响以及他的回应。要在一篇文章中把这一问题全面勾勒出来，显然是一种不太可能的事。我们只能选择其中几个重要方面——文学观念、小说创作以及治学方式——来分析一下。 一 早在1933年，钱钟书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中就对自己的文学观念作过比较完整的论述，并对文学史与文学批评、文体及其品类、文学史时期划分、文学与社会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均有精细辨析。概括起来，他的文学观念主要涉及什么是文学及其文学史观。 对于什么是文学，他尽管没有给出定义，但对文学特性和价值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指出：“吾国评者，夙囿于题材或内容之说——古人之重载道，今人之言‘有物’，古人之重言志，今人之言抒情，皆鲁卫之政也”。他主张“以能文为本”，不宜“以立意为宗”。何为“能文”？他有几层分析：其一，“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这就是说，“自文艺鉴赏之观点观之，言之与物，融合不分，言即是物，表即是里，舍言求物，物非故物”。“如删除其世眼所谓言者，而简择世眼之所谓物，物固可得，而文之所以为文(quiddity)，亦随言而共去矣。”其二，“文者非一整个事物也，乃事物之一方面。”所谓“宙合间万汇百端，细大不捐，莫非文料，第视乎布置熔裁之得当否耳，岂有专为行文而设之事物耶……往往有公认为非文学之资料，无取以入文者，有才人出，具有炉日炭之手，化臭腐为神奇，……文学题材之区域，因而扩张。”其三，“文章要旨，不在题材为抒作者之情，而在效用能感读者之情”。（注：《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87、484页。） 钱钟书这种兼顾“文学性”与文学效用的看法，显然综合了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和英美“新批评”先驱瑞恰兹理论的结果。他在《谈艺录》中就说：“俄国形式主义宗许克洛夫斯基论文谓：百凡新体，只是向来卑不足道之体忽然列品入流。”“文章革故鼎新，曰以不文为文，以文为诗而已。向所谓不人文之事物，今则取为文料；向所谓不雅之字句，今则组织而斐然成章。”（注：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7年重印版，第35页。）在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看来，所谓题材、内容、事物不过是“文料”，只有通过“陌生化”即打破人们日常生活的感觉方式或者说改变日常语言结构方式，才能“斐然成章”。至于瑞恰兹，钱钟书曾是他的学生，并在《美的生理学》等文章中指出过他的文论两大支柱，即“传达”说和价值论。（注：转引自伍蠡甫主编：《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96-299页。）在《论不隔》中，钱钟书把王国维的“不隔”说放进瑞恰兹的“传达”说，使之补上了新背景，发生了新关系，增添了新意义——使“不隔”成为佳作的衡量标准之一。在文学价值问题上，瑞恰兹认为，审美经验之所以具有特别高的价值，不仅因为在这种经验中许多冲动可以得到满足，而且能使两相冲突的冲动排除。文学家正是通过包容和排除这两种方式使多种冲动条理化，或者说将各种冲动结合成一种平衡状态。比方说，悲剧的特性就在于怜悯和恐惧这两种冲动之间的协调，它们融合成一种有条理的反应，即亚里士多德的“净化”。（注：《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89～590页。）对这个问题，钱钟书与瑞恰兹的看法基本相同。他说：“佳作者，能呼起读者之嗜欲情感而复能满足之者也，能摇荡读者之精神魂魄，而复能抚安之使定者也。”（注：《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89～590页。） 至于文学史观，他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论复古》、《旁观者》等文章中指出，研究文学史必须把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区别开来；必须把史实与史家的事实区别开来，必须辩证地看待文学传统因革关系，必须确立文学史时期划分的依据。就前一个区分来说，他认为文学史上文体的演变与文品的增高不能混同，因为文体更变并不等于文格的增进。“‘后来居上’这句话在价值论里是难以说的。”（注：《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这里，他吸收了休谟关于“知性”不等于“趣味”的看法。在休谟看来，“理智传运真和伪的知识，趣味则产生美与丑和善与恶的情感。”（注：〔英〕休谟：《人的知解力和道德原则的探讨》，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第23页。）知识属于事实判断，趣味则属于价值判断。正如钱钟书所说，它们“一主事实而一重鉴赏也。相辅而行，各有本位。”“史以传信，位置之重轻，风气之流布，皆信之事也，可以证验而得；非欣赏领会之比，微乎！茫乎！”（注：《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91页。） 对于后一个区分，他说：“一切历史上的事实，折开了单独看，都是野蛮的。到了史家手里，把这件事实和旁的事实联系起来，于是这件事实，有头有尾，是因是果，便成了史家的事实了。”分析起来，这里又涉及到休谟。钱钟书认为，如果不持休谟习惯联想说，就必信因果律具有必然性普遍性，历史现象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历史现象之有因果为一事，历史现象中孰为因孰为果复是一事，前者可以推而信之，后者必得验而识之”。鉴于历史现象难以验核，“吾侪可信历史现象之有因果，而不能断言其某为因某为果”所谓“妄谈因果，乖存疑之诫，是为多事……既言因果，而不求详尽完备，又过省事矣”。据此，钱钟书主张在文学史研究中宜因文知世，而不宜因世求文。“因世求文，鲜有不强别因果者矣，Taine之书，可为例禁”。（注：《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504页。） 关于文学史传统因革问题，他既分析了传统的持续与应变关系，说明传统并不呆板，而具有相当灵活的机会主义；又指出新风气代兴也有相反相成的表现。（注：《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77页。）细绎这种“史观”，可以看到克罗齐对他的影响。钱钟书讲“过去并不跟随撕完的日历簿而一同消逝”；讲“过去的现在性”都可以从克罗齐哲学那里找到根据。 关于文学史时期划分问题，钱钟书以为其依据主要在于格调(Critcal epithet)。“譬之唐诗有初盛中晚四期……乃诗中之初盛中晚，与政事上之初盛中晚，各不相关。”又譬之唐宋诗之分，“曰唐曰宋，岂仅指时代而已哉，亦所以论其格调耳。”（注：《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82-483页。）这种看法，他后来在《谈艺录》第一则“诗分唐宋”中又加以发展，并引入席勒关于创作方法上古今之诗的区别、容格关于心理类型上内倾与外向之分等观点，使之成为该书总论和枢纽。据此，他从“诗分唐宋”引发出文学史上一个惊人之见，“夫人禀性，各有偏至。发声为诗，高明者近唐，沈潜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故自宋以来，历元、明、清，才人辈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轸域。唐以前之汉、魏、六朝，虽浑而未划，蕴而不发，亦未尝不可以此例之。”（注：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7年重印版，第1-2页。）
